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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物质能源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可再生能源枯竭问题开始真正威胁能源驱动型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为防止经济发展 “缺血”，美欧和巴西等农业及农产品贸易大国开始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大力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能源与农业及农产品因此被直接联系起来。2003年以来，随着粮价的快速上涨，各界普遍认为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是高粮价的“罪魁祸首”，第一大生产国的美国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多数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贸易采取了限制性政策，这给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缺粮国家的社会稳定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也引发了各界对生物质能源发展的质疑。 　　一、规模化扩张、大国主导与农业原料导向的发展格局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起，美欧和巴西等国就开始推行生物质能源发展计划，但大规模发展则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国际生物质能源发展呈现规模化扩张特征。2000年全球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产量仅为45亿加仑和2.4亿加仑， 2007年分别增长到135亿加仑和35亿加仑，其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 　　此外，国际生物质能源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大国主导下的多元化特征。目前，大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少数最不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或拟定生物质能源发展计划，而主导者却是美国、巴西和德国等个别国家。以2007年为例，美国、巴西生物乙醇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分别是50.9%和36.5%，德国、美国生物柴油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分别为51.3%和16.6%。这三个国家生物质能源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高达81.9%。就发展模式看，几乎所有国家采取的都是农业原料导向模式。其中，美国所用的主要原料是玉米和大豆，德国是油菜籽和小麦，巴西是甘蔗和大豆。总结起来不难发现，国际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格局既与国际农业和农产品贸易格局高度一致，也与世界经济格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二、多元化、“合理”化发展动机与系统性的支持体系 　　从发展动机看，应对原油价格上涨，降低能源进口依赖固然是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一个“合理”动机，但各国的动机绝不止于此，而且这也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机。在实践中，不同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同，其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核心动机也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美欧等发达国家提出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核心动机。客观地说，大量种植能源作物、发展生物质能源，固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改善生态环境，但效应极为有限。不仅如此，生物质原料的转化同样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生物质能源发展诱发的土地用途改变和过度经营也会导致生态系统自身修复能力的下降。这样，这个核心动机的可靠性就很值得商榷，因而合理解释应该只是一个转移其所应承担的国际减排义务的借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最大的生物质能源生产国，美国在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更加彰显了其真正的动机。 　　第二，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保障能源供给安全。能源短缺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但不同国家受之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由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小，而美欧等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就这点而言，发达国家发展生物质能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一合理性也不能掩盖其真正目的。目前世界能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某种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复苏。美欧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经济和政治霸主地位，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东和拉美主要产油国进行制裁，影响了原油的可持续性供给。从更深层面思考，能源短缺问题的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性问题。如果我们从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量和可持续利用世界能源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重新划分，那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决定了它们必须要控制能源市场。所以说，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核心动机不像是应对能源危机，更像是抢占未来可再生能源市场。 　　第三，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由于生物质原料的种植、加工和转化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对增加就业具有一定作用，因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压力凸显的发达国家具有一定政治上的吸引力和舆论上的支持率。然而，发达国家经济与就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原油价格的提高，而在于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提高。随着发展中国家总体竞争力的提升，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竞争力，将多数“夕阳产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恩惠”于发展中国家。而由于其转移出来的多是对就业贡献较大的价值链低端部分，这样其国内的就业压力必然出现。不仅如此，由于其转移出来的多是价值链中污染程度较高的环节，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陡增，这就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也为其不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