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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提出过程考索 　　[摘 要]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融冲突对胡适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途径起了启发触动作用。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是中国固有之学术研究方法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再发展。本文主要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具体提出过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关键词]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一生谈治学，自始至终言必称方法，并且胡适几十年来，又总喜欢把科学方法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把“科学法则”看作是学术研究，乃至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其所谓“科学法则”说起来实际上又非常简单，不外乎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许也正因其高度简化，所以易于传播和为人所接受，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一提到科学方法，往往还会想起胡适。 　　对于让胡适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提出过程，人们很难在文献中找到非常明确的记载，也就不容易把胡适该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梳理出极为清晰的线索。胡适曾说：“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1]胡适此表述，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治学思想方法固然是长期思考，精神积累的结果，然而把这个方法明确提出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有其具体的契机和过程。唐德刚《胡适杂忆》写道：“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会贯通而终身诵之。”[2]如果据此论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是胡适偶然灵感迸发的结果，未免过于轻率。胡适后来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回忆，他早在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已经对杜威的著作《思维术》发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胡适后来曾感叹：“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1]杜威《思维术》一书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中第五个阶段是思想的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进行求证：“把他选择的假设，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由此可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维术》（How We Think）一书。对唐德刚先生的那种“偶尔发现”的提法，研究者是不应该盲从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胡适的言论进行考察分析，还可以看出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是对杜威言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具体提出过程的。 　　一、1919年，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简化 　　1919年是胡适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或许可以被称为胡适的学术方法年。胡适在同年发表的《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及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几篇文章几乎成了胡适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根基，此后胡适大多数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来收入《胡适文存》时又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根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3月上旬胡适在教育部会场演讲《实验主义》，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总结为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同年6月下旬，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讲《中国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国的逻辑”，所谓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胡适在演讲中强调：“‘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胡适最终在此次演讲中将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总结为三个观念：“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至此，胡适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学术条件下，要想把繁琐的实验主义系统深入地介绍给国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胡适的演讲把杜威并不简单的思想方法简化为事实归纳、提出假设、试验求证三个环节，并且冠之以“科学方法”的名称，作为“少年中国的逻辑”来宣传。 　　二、1919年前后，胡适对口号、标语思想宣传作用的重视 　　同样是在1919年，胡适也明显注意到了政治口号或学术口号巨大的宣传力量及其广泛的影响作用。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专门讲到：“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