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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科学演进史看发展和谐管理理论的必要性 2002-12-27 15:49:39 ? 　管理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伴随着管理环境、管理要素，以及参与其中的人所呈现出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科学认识论的确立，给传统管理理论的稳定范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以归纳主义方法论为基本特征的管理学研究①，以及发端于一般管理职能的主流框架有必要对这种威胁给以有效的应对。 　丹尼尔·A·雷恩(D，A．Wren)②曾经为20世纪初直到70年代末的管理学发展描绘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图像，广泛介绍了“早期系统管理”、“一般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生产管理”、“新古典组织理论”、“人际关系”、“系统学派”乃至“管理科学”、“权变学派”等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影响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伯纳德·伯恩斯对80年代以后“文化方法”及“后现代观点”的补充为理解近20年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而托马斯·S·贝特曼(T．S．Bateman)则在其《管理学》(第4版)中包含了80、90年代几乎所有新的且具有重要影响的管理话题——“战略联盟”、“网络组织”、“学习型组织”、“领导／管理变革”等等③，并为我们在时间维度上罗列了管理学的演进。查尔斯·汉迪(C.Handy)提出如何在“非理性时代”掌握未来的组织，查尔斯·M·萨维奇(C．M.Savage)则着重研究了通过动态团队协作和知识联网来共同创造财富的“虚拟企业”的管理问题。 　有趣的是，管理学殿堂里往往并不是新生的理论必然取代旧的理论，而呈现出相互补充却又相互独立的“共生”局面。管理学理论是一个十分繁复的“概念、主张和原则”的混合物——管理理论丛林。其中包括了“寻求生产活动的规律(科学管理)”、“科层制(纵向管理的秩序)”、“行政管理(一般管理职能)”、“人及其群体的组织意义(社会人及非正式组织)”、“建模及其求解(管理科学)”、“系统理论(开放的组织系统)”、“权变理论(适应环境)”、“组织文化(控制手段的多元化)”、“学习型组织(组织的理性)”等等极为广泛的话题。从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差异也反映了认识论甚至是方法论上的区别)的差异上讲，发生了对“生产活动”、“生产组织中的人及人群”、“科层管理制度”、“一般管理职能”、“组织文化”，及“组织学习”的演进；从研究认识论的差异上讲，也发生了诸如“管理的决策性”、“管理的系统性”、“管理的权变性”及“管理的复杂性”的变化；至于在研究方法论上，则由于研究对象及认识论多样性的特点，也呈现出“多学科与跨学科，定性与定量，简单及复杂”的共生演化的“丛林局面”。这其中还夹杂着欠缺“范式”意义但影响深远的“全面质量管理”、“组织再造”、“领导变革”等手段或功能性的管理运动。 　严格说来，管理理论丛林中的各派理论并不是对同一对象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其焦点的凌乱、内容的歧义、方法的庞杂，具有库恩(T．S．Kuhn)所说的典型的“前范式”特征。但在这其中，毕竟还存在一些具有极高的认识论价值的流传，比如“科学管理”，“行为主义”，“权变主义”，以及范式意义的“科层”和“一般管理职能——管理过程”。而其中以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今天所有主流教科书中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斯蒂芬·P·罗宾斯(S．P．Robbins)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等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而所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管理新观念和新主张、新方法也被渐次融入到这种稳固的管理理论体系中。 　但一系列难以避免的挑战是科学管理的机械主义如何应对日益人性化、知识化的群体协作?被韦伯称做理想甚至是完美的科层制度如何应对“动态的虚拟组织”的挑战?而一般的管理职能为什么不再具有深刻的理论甚至上实践意义，而让“质量管理、组织文化、先进制造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领导变革、战略联盟、网络组织、组织再造、学习型组织等等”新概念或理论走马灯似地引导着管理学界的目光，而我们似乎只能静待更新的管理说辞?对于管理学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有没有一种除了“丛林之说”外更好的解释?这种混乱是否表现了传统管理理论的某种固有欠缺?而从形式上越来越复杂的管理研究是否正在不断偏离其面向现实问题的根本目的?凡此种种，都促使我们尝试用新的视角为管理研究和实践去开辟一条新路。 　卡尔·波普尔(K．R．Popper)曾经强调“凡是告诉我们更多东西的理论就更为可取，就是说，凡是包含更大量的经验信息或内容的理论，也即逻辑上更有力的理论，凡是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从而可以通过把所预测事实同观察加以比较而经受更严格检验的理论，就更为可取”①。而库恩也提出过一个好理论的五个标准：精确性(与经验符合)、一致性(理论的一致)、广泛性(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