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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王全兴、汪敏 　 　　农民是残缺的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以其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为标准，可划分为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农民在市场上的法律地位可以分别从这四种主体类型进行考察，在现行体制和法规政策框架下，无论从哪种角度考察都可发现，农民作为市场主体都存在诸多缺陷。 　　确立农民完整市场主体地位的对策 　　赋予农民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需要坚持以下六项原则： 　　(一)减少农民与富裕农民并重 　　有种观点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包括减少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和身份意义上的农民。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看，这是必然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确是通过减少农民，促进工业与农业的互动，迅速地完成了经济转型。然而，我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并非单纯地减少农民即可达到目的，国情的差异不可忽视。拿美国来说，其农场规模是中国的几百倍之多，一个农民一年生产所得可供养一百多人，(18)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均土地资源较之中国要丰富得多。中国不可一味强调减少农民，须知，减少农民只是手段，目的是富民，是让农民在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走向共同富裕，既使市民化的农民成为富民，又使未市民化的农民成为富民。中国的一些实践表明，即使减少农民，也未必能实现富民目的，甚至有可能增加贫民，既使市民化的农民成为贫民，又使未市民化的农民，尤其是农业生产者成为贫民。许多地方大规模圈地而忽视失地农民利益，就是如此。既然工业化必然减少职业农民，城市化必然减少身份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就不能只以减少农民为政策目标，而应当把富裕农民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这就要求将着重点放在促进农民致富上，以农民脱贫致富的可行性来限制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作为一个有9亿多农民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减少农民的目标切忌急躁，追求富裕农民的目标则应当有紧迫感。还应当注意的是，减少职业农民已遇到了“386159部队”(19)务农的现实难题，这既无助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也无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因而，需要通过提高农业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收入来实现职业农民的素质提高与数量减少同步。 　　(二)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并重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联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牺牲“三农”利益为代价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一直是我国发展策略的重要内容。因而，解决“三农”问题，必然要走市场化道路，为农民自主经营、自由流动创造市场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市场经济国家，农业的市场化程度都低于非农产业，以扶持和保护农业为内容的政府干预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是弱势产业，我国“三农”的弱势地位更为突出。市场机制是助强欺弱、嫌贫爱富的机制，如果不负责任地把农民完全推向市场，让其与强者自由竞争，势必更弱。为此，在市场化的同时，不能放弃政府干预，而应当优化政府干预，正因为如此，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粮食流通体制管理条例》，一方面，坚持放开粮食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的精神，规定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严禁以非法手段阻碍粮食自由流通，要求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对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以及粮食储备、粮食风险基金、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价格干预措施、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等制度作了规定。 　　(三)反歧视与偏重保护并重 　　从法律和实然两个层面给予农民以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面临着反歧视与偏重保护两重任务。反歧视是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形式平等;偏重保护是要把农民视为弱者而给予倾斜政策，实现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实质平等。反歧视是偏重保护的前提，偏重保护是反歧视的延伸。我国现阶段在反歧视和偏重保护两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不过反歧视显得更为急迫。就反歧视而言，主要是清理、废止现行政策法规中歧视农民的规定，并加快改革以消除歧视农民的体制性原因，赋予农民与非农民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特别是保障农民自主行使经营权、投资权和劳动权。在农民获得“国民待遇”的基础上，基于牺牲“三农”利益的历史，给予农民以适当的补偿;并基于农民在事实上的弱者地位，对农民实行倾斜政策，给予帮助、优惠和特殊保护。 　　(四)国家保护与团体维权并重 　　国家无疑是农民利益的最重要的保护主体，特别是在中国，“三农”问题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国家对保护农民利益负有最大责任。但是，如果把国家作为保护农民利益的唯一主体，不仅会使农民过多地依赖国家而缺乏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意识，还会使农民利益难以得到稳定的保护。因为国家政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左右，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要求在不同群体利益冲突中难以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持续支持。改革以来农民利益保护出现大起大落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建立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团体，是国家的农民利益保护政策得以持续和稳定的必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