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原因和目的——戴维森对传统的复兴及其缺失的维度.docVIP

田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 行动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行动的能动性问题。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事件因果论，将行动者对于行动的能动性还原为欲望、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或事件对于行动的因果效力。这种因果论的主张有着悠久的历史。米利（Alfred R. Mele）在《行动哲学》一书的导言中说：“行动因果地通过心理状态或事件得到解释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这种观点曾经吸引过众多的追随者。部分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和赖尔的影响，这个观念在哲学上一度失宠了。它的复兴的最初的主要发起者是罗纳德·戴维森的‘行动、理由和原因’。” 　　行动的理由何以成为行动的原因？戴维森的异常一元论为其行动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所受到的副现象主义的责难，为他的行动理论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心理状态或事件只是特定物理过程的没有因果效力的副现象，那么行动的理由（作为行动的理由）就不可能同时也扮演与行动相关的因果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将行动的理由解释看作因果解释。特别是，欲望和选择（亚里士多德称后者为“经过慎思的欲望”） 被亚里士多德看作行动的始因（动力因）。但是，亚里士多德对行动的分析还有第三个维度：目的论的维度。目的论的考虑始终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行动问题的思考的基础，而且是理解行动的理由之为行动的原因的关键所在。 　　考察这个在戴维森的行动哲学中缺失的维度，不是要寻找一种对当代行动哲学问题的现成的解决方案。亚里士多德的方案并不能直接解决戴维森方案的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将行动的考察建立在生命活动之合目的性论题的基础之上，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行动能动性问题的生命和心的连续性视角，也许可以向我们提示走出当代行动哲学的困境、并在自然主义的道路上推进关于行动的理解的一个方向。 　　行动的理由解释和因果解释：戴维森的方案及其困难 　　根据金在权（Jaegwon Kim）提出的“解释排他性原则”（the explanatory exclusion principle），对于同一个事件的两个或者多个完全的和独立的解释不能共存，否则就会出现因果过度决定的问题。 通过提出这一原则，金在权试图表明，通俗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作为关于行动的因果解释不能共存：“通俗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各自声称对同一个现象领域提供了解释，而且由于在两个方向上的还原都是不可行的，这里所说的解释必须被看作是独立的。因此，根据排他性原则，它们之中的一个必须走开。” 　　如果解释的排他性原则是成立的，那么，在行动解释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就只有两个选择：或者选择还原论（类型还原论），将心身因果关系还原为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作用；或者选择某种意义上的二元论，将行动者看作与行动相关的因果链条的开端和不可还原的原因。然而，这两个选择所带来的问题，却难以让人视而不见。前者使行动的责任、人的尊严等对于人的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失去了有力的辩护，后者则将行动者何以成为一个因果链条的开端这个更大的谜团带入了本来已经困难重重的行动能动性问题之中。 　　戴维森对解释的排他性原则并非持赞同的态度，他的行动理论以及作为这一理论之形而上学基础的异常一元论走的就是一条中间道路。 　　一方面，戴维森对通俗心理学持肯定态度。他提出，解释一个行动就是建构这个行动的基本理由。在这里，行动的基本理由由两部分构成：（1）行动者对特定种类行动的正面态度，包括欲望、想望、要求等；（2）行动者关于相关行动就是那类行动的信念。 戴维森认为，理由解释的令人信服之处在于，它能够揭示出“行动者行为中的一致性模式”：第一，“被解释的行动必须在被归与的欲望和信念之下是有理由的”；第二，“被归与的欲望和信念必须相互适合”。 　　另一方面，戴维森提出：“一个行动的基本理由就是这个行动的原因。” 在他看来，基本理由仅只辩护了行动，但是基本理由本身却不能给出为什么它能够辩护行动的说明。基本理由对行动的解释只有在对理由与行动之间的某种关系作出假定的前提之下，才能成立。对此，他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考。亚里士多德通过将欲望看作是因果要素，而解决了理由与行动之间这个更深层次的关系。戴维森说，“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替换者，对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方案的最好论证就是，它自身是要对理由和行动之间的‘神秘联系’给出一个说明”。也就是说，理由之所以解释行动，是因为理由自身扮演着某种因果角色。 　　戴维森坚持因果解释的合法则性，但是对行动的理由解释却不涉及严格的法则。那么，心理事件如何可能成为行动的原因？戴维森提出异常一元论的主张来确保心理事件的因果效力。这里的关键之点，是一种新的关于心身同一性的主张：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的个例同一。根据因果关系的合法则性要求，如果一个心理事件引起了一个物理事件，那么作为原因和结果的这两个事件，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