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的佛经翻译家.ppt

不同时期的佛经翻译家 张燕 第一阶段（公元148--316年）东汉桓帝末 年到东晋 第二阶段（317--617年）东晋到隋末 第三阶段（618--906年）唐朝 第四阶段（954--1111年）北宋 安清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的太子，自幼好学，“外国典籍，莫不该贯”，博学多识，笃信佛教，持戒森严。 安世高通晓华语，译文比较能正确的传达出原本意义，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清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偏于直译，有时为了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 支谦 《法句经序》 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他受业于同族人支亮，支亮则受业于支娄迦谶，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支谦出生于中国，从小学习中国书典，并“学胡书，备通六国言”。 支愍度在《合首楞严记》中说，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出奇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讲究文丽简略，改”胡音”为汉意 《法句经序》 我国第一篇文本尚存的翻译理论文章 “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 语为天语, 名物不同, 传实不易。” “将炎虽善天竺语, 未备晓汉。其所传言, 或得梵语, 或以义出音, 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 释道安（314--385） 俗姓卫，出身士族，十二岁时出家受戒，一直潜心研究佛学。 苻坚开始有组织翻译佛经，赵政主持，道安重大参与。赵政主张直译。 释道安在《轩婆沙序》中指出“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造今俗，此政所不取也。”批评了华丽的文风，同时还认为简略而不像原文那样繁复的译文，其实是掺了水的葡萄酒。 五失本 一者胡语尽倒, 而使从秦 二者胡经尚质, 秦人好文, 传可众心,非丈不合 三者梵语委悉（原原本本，十分详细）, 至于叹咏（指颂文）,叮咛反复, 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四者梵有义说（梵本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称为义说）, 正似乱辞（中国韵文最后总结的韵语）,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或千、五百, 划而不存 五者事已全成, 将更傍及, 反腾前辞, 已乃后说, 而悉除此 三不易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 圣人反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徽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 阿难出经, 去佛未久, 早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五百罗汉）迭察迭书（互相审查，互相校写）, 今离干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 评价 彦琮赞道安法师“详梵典之难易, 诊译人之得失, 可谓洞入幽微, 能究深隐”。 梁启超认为道安由此开译学问题之先河。 钱钟书说“ 五失本三不易, 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 首推此篇”。 道安此说不仅标志着我国佛经翻译理论从此步入成熟阶段, 而且使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也日益彰显。 鸠摩罗什（350--409） 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译经中心—长安, 逍遥园译场 四百卷之多 质量高 《维摩诘经序》“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 《百论序》“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 梁启超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信、达、雅的实践者 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梁启超谓“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 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会达方言,风骨流便”。 ‘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 “天见人，人见天” “人天交接，两得相见”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尊，经中 颂，皆其式也。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全晋文》 注重表现原作文体风格 罗什译经通俗易懂。 运用意译法，目的是使中土诵习佛经者易于接受理解。与后来西方奈达的“读者反映论”不谋而合。 罗什译经庄重严谨。 梵文 -- 译成口语 -- 对照旧本 -- 详细讨论 --写成初稿 -- 以“论”证“经” -- 再做修改 -- 互相辩论 -- 互相斟酌 -- 最后书之 慧远（334--416） 提出了“厥中”的主张。在《三法度》经序中，“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过其辞。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能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 “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若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必须按照原文把两者结合起来，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以求其本”。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