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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创作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 　　内容摘要：当下的文学创作领域对文学载道功能存在认知上的偏至。导致文学创作的精神缺失，表现为：文学与生活的距离消弭，对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引领能力不足；批判解构负面价值的勇气有余，建构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缺失。这一认知偏至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和文学的消费语境密切相关。对文学载道功能的透视、反思、召唤和回归十分必要和迫切。 　　关键词：文学载道功能 认知偏至 精神缺失 　　一.当下文学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 　　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和教化功能，历来是中国文论的一大传统。由孔子温柔敦厚之诗教，到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到柳宗元之“文者以明道”[2]，直至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3]，欲通过小说以新中国之道德、政治、风俗等，直接将文学与改造社会、变革社会联系起来，其间所贯穿的文艺的社会功利和载道教化作用，始终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中之文艺功能论的主导地位。 　　梳理历史可见，在中国“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学历来被寄予救苦救难的厚望。期望它外可以经国济世，内可以冶情养性，大到救赎国家命运、小到救赎个人灵魂。这一特点在我们传统的文学流变中鲜有例外。古代文学创作自不待言，以五四以降的文学创作来看，如《阿Q正传》着眼于拯救国民性、《子夜》着眼于拯救民族资本、《雷雨》则试图拯救泯灭的良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所流露出的灵魂救赎意识和反思精神更是文艺载道功能在社会使命感驱动下于创作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的理念、“文以济世”的情结，重视文学“载道”功能的传统一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掀起空前的创作和接受热潮，奏响了强有力的时代主旋律。 　　然而，观照当下我们发现，今天的人们对文艺的载道功能却常常持有一种近乎应激式的本能排斥，似乎一谈到这个就是创作理念落后守旧、思想僵化，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样的作品就是伪善、溜须拍马、缺乏艺术性的，流露出一种盲目的认知偏至。不可否认，在林林总总的文艺作品中，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作品，这也许与一些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不高、尚不能运用更艺术的手段来巧妙地承载思想有关，但即便如此，若是出于真正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而非出于对名利铜臭的追逐，其精神依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天，许多人之所以要么批判、要么讳谈文学的载道功能，多是出于对文艺工具性的理解偏差，批判者常常列举自古以来文学被统治阶级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工具，从而丧失或削弱了其审美娱乐消遣的本性的现象作为例证，又引用西方理论来论证文艺的审美消遣娱乐功能才是其第一本性等等。诚然，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确乎是其本体，我国的文学传统也的确更加注重其社会的教化作用，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一度沦为政治的工具，但对文学审美娱乐本体功能的回归与重视，并不意味着文学社会功用无关紧要，更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指导本土创作实践，把我国文学的载道、教化传统简单否定，惟恐避之不及，甚至弃之如敝履。 　　笔者认为，载道、教化功能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过时，虽然它的内容、方式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应该传什么“道”，关注什么题材，以怎样的艺术表现手段去潜移默化地教化读者，但这一功能确是不应被鄙视更不应被抛弃的。现在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在文学理念方面流露出一种非此即彼、简单二元的思维幼稚，把提倡文学的载道教化功能视为僵化一元，把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散漫当作丰富多元，忽略甚至忘记了，多元如果失去方向就必然最终流于混乱的隐患。尖锐些说，一些人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批评，实际是为自己在名利诱惑下难以坚守内心，随波逐流、迎合媚俗，社会责任感日益薄弱寻找借口和遮羞布。创作界、批评界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有意无意的认知偏至，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久而久之，造成当代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不断膨胀，载道教化功能日益萎缩，今天的创作在唯物化、商业化的生态环境中没有了方向，正滑向娱乐至死的边缘，迷失在消费和娱乐的狂欢中，暴露出多方面的问题和缺失，乱象纷呈。 　　二.认知偏至下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缺失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本应怀揣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反对宰制的使命感，以省察的视角、忧患的意识、拷问的精神和载道的责任观察社会、体悟生活、反思人性，在创作中承载人类理想和人道精神，起到启蒙、预言、代言和批判的作用。然而，在消费社会市场化、功利化、利益最大化、娱乐化的弥广渗透下，当下创作的“精神缺钙”和“灵魂缺失”等病态日趋明显。狭隘的历史观、病态的东方观、虚无的人生观、虚伪的道德观、庸俗的审美观比比皆是。文学丧失了拷问俗世生活的勇气和整合建构积极的时代精神的能力，精神严重缺失。 　　文学与生活的距离消弭，文学对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引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