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与晚清士人群体.docVIP

“同光体”与晚清士人群体——从同光清流到武昌幕府陆 胤（原载《国学研究》第2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50页）光绪二十四（1898）年五月，[1]诗家陈衍与学者沈曾植相遇于武昌张之洞幕府。二人相见恨晚。初投刺，沈曾植即记起曾在琉璃厂买过陈衍的《元诗纪事》，这书大概很投合沈氏研究蒙古史地的兴趣。陈衍则说：“吾于癸未、丙戌间，闻可庄（王仁堪）、苏堪（郑孝胥）颂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所谓“同光体”，是陈衍和郑孝胥等对“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的“戏称”。[2]次年（1899）冬，陈衍在赠沈曾植的诗中提到： 往余在京华，郑君过我邸。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杂然见赠答，色味若粢醍。……[3] 对“戏目同光体”这一事件的记述，此後陈衍还重複过三次，每次字句都小有出入。[4]大体而言，“同光体”的概念于癸未（1883）、丙戌（1886）间在陈衍、郑孝胥、王仁堪等人之间流传。与後来论同光体者多谈陈三立、郑孝胥不同的是，最初诸人心目中“同光体”的领袖是专精学问而对诗不甚在意的沈曾植。更重要的在于，陈衍是从沈氏与旁人的“赠答”中体悟出“同光体”的“色味”，诗体的背後有士人交游的背景。可见“同光体”最初提出时未必局限于诗学方面，而陈衍在戊戌以後世风日益衰颓之际一再重提“同光”，则隐然有感伤时势、标举风气的意味。 惯用概念往往容易流于汗漫模糊。民国以来文学史家竞言“同光体”，或界定宽泛，将近代桐城诗派也包含在内，[5]或划界太严，使之局限于光、宣。[6]其实，“同光体”从晚清到民国有一历时的流变过程。一如韩门、元白之于“元和体”，苏门、元祐党人之于“元祐体”，诗体的形成又往往与一定的政治、学术集团相关。考掘“同光体”之形成与晚清士人群体的关系，并非否定文学史家在习惯上运用的“同光体”概念，而是要将工夫做到诗外，从士人交游的角度，结合同光以来晚清政局与学术的变迁，重新检讨这一诗学构建的历程。 一、从同光清流到“同光体” “同光体”名称所指涉的同治和光绪初年，在晚清号称“中兴”。忠于清室者在清季民初回顾此段历史，常常饱含向往之情。所谓“中兴”，不仅指此一时期在政治事功上之平定髮捻、开拓洋务，更包括中朝清议的崛起，在学风、世风上一改道咸年间的晦涩局面，俨然有恢复乾、嘉“盛世”之势。沈曾植就曾从科场风气变化的角度追述这一潮流的兴起： 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频有幽岐，其往还常集于津要之塗，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士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摈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躓当时，士林所共记也。……盖自咸丰戊午（1858）以後，兹风乃殄，而後单门孤进，遗经独抱者，始得稍霑稽古之荣。至于同、光之际，二三场重于头场，则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南皮（张之洞）、顺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经史古学，幾復反乾、嘉之旧。[7] 沈曾植提到的潘、翁、张、李诸公，大致都属于後来广义上所说的“清流”。清季民初关于“清流”结党分派的言说至为複杂。[8]大体言之，“清流”首先指在政治上勇于抗疏言事、制衡强权。如潘祖荫早在咸、同之际即有奏保左宗棠、谏阻文宗西幸等事迹，[9]而光绪初年张之洞、张佩纶等又以能言事而号称“四谏”。[10]与此同时，“清流”中人又利用其主持乡、会试或出为地方学政的机会，延引後进，净化学风。咸丰八（1858）年戊午，柏葰科场案发，大狱构兴，“北闈积习为之一变”。[11]同年六、七月间，潘祖荫、翁同龢出任陕甘正、副考官。[12]至同治末年，张之洞、李文田等学术名流又相继外放学政。诸人在主试时，贬首场时文，而重视二、三场之经文及经史时务策。沈曾植本人即为此种科场新风尚的受益者，故数十年以後犹津津乐道之。 于是遂形成一种学术潮流，大抵以潘、翁、张、李等所擅长之金石、碑版、书画、目录、西北舆地、辽金元历史为其主要方面，上承乾嘉考据学绪馀，又融合道咸以来的经世关怀，逐渐成为当时都下士人追捧的时尚。[13]另一方面，清流中人相近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方面，又在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联翩而来的诗酒文会间得到加强。同治十（1871）年四月，春闱甫毕，时任翰林院教习兼庶吉士的张之洞致信潘祖荫，以为“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拟以翁、潘为主，邀集新进学人，款洽一日。[14]最後则由潘祖荫、张之洞二人主持，于当年五月初一日在龙树寺宴集。到者十七人，约而不赴、欲约而不及者五人，其中许多人後来成为清末古学领域的大家。[15]次年（1872）夏，潘祖荫发起“消夏六咏”唱和，题为搨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先後参与者有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六人。[16]七月初五日潘祖荫又组织郑康成生日雅集，参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陈彝、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