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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教案） 第一轮 任丹凤 2007年9月开始 导言 现阶段我国社区建设的背景及结构性缺陷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体系控制着全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企业、学校、医院等各类组织均成为国家权力的一个个下属“单位”，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功能目标高度一致。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社会、社区以及企业和社会组织都难以发育起来。 1992年以后，我国开始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加快了以“政企分开”、“社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步伐。政企分开的实质是解决以往政府和企业之间职能混淆、政府习惯以行政权力随意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的问题，旨在营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体系。社企分开的实质则是，将企业过于沉重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出去，便于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时，这一改革基本上是在我国社会改革尚未起步、各种各类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和非营利组织（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尚未发育起来的条件下进行的。 可以说，上述条件正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展社区建设的基本历史背景。1995年，上海市率先在全国进行包括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工作、社区自治等在内的全面的社区建设实践。紧接着，全国其他地方也积极开展了社区建设 。通过社区建设，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了社区。而市和区两级政府的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街道，则为发挥社区在城市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体制性的保证。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社区建设搞得轰轰烈烈，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使社区的卫生保洁、生态绿化、精神文明、社会保障、治安状况以及社区自治等获得了显著的进步。 （徐永祥主编：社区工作（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M]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2004年，P1） 但是，以往我国的社区建设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概括起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全能主义的体制性弊端仍然非常突出。在社区这个平台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政府几乎包揽了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的事务。这样，不仅政府独自背负了极高的经济、道义和政治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而且客观上会抑制社区居民、各类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机制的生成。 2．社区的单位化倾向愈益严重，日益蜕变为一个什么都得管的“小而全”的、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单位化社区”，而社区外的有关社会服务组织则很难介入社区工作的进程。 3．社区工作尚未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受人尊重的社会职业，难以吸引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加入社区工作者队伍。这就致使社区服务基本上停留在简单的劳务型活动上，无法提供或满足居民迫切需要的各种公益型、非营利或微利的专业社会服务。 如果说，在我国社会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单一的行政全能主义体制尚可以维持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进程的话，那么，在我国现代化即将起飞 阶段，在社会发展的任务日趋重要、社会管理的难度日趋加大的情况下，这种具有结构性缺陷的体制和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用改革的精神，引入或创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社区新体制、新模式，引入专业化、职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理念和方法。 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工作的现实意义 综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只有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三者各自的功能和目标。因此，社会与社区的管理或治理主体，仅仅依赖政府是不够的；高效能的管理或治理有赖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参与。就非营利的专业社会服务而言，例如，受虐儿童和妇女的保护和辅导、边缘青少年的帮教辅导、失业人群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康复、孤寡老人的社会照顾、问题居民的社会矫正等等。政府不可能直接在社区提供和从事这类服务，社区自身也不可能提供这类常规性的专业服务，而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及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提供服务的模式来实现。这些NGO 、NPO则大都是“社区以外的”、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营利机构。 就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来看，引入现代社会工作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社会工作将为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改革和NGO 、NPO的培育提供有效的看得见的抓手。今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的管理只能，进一步剥离政府承揽的直接从事社会服务的职能，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专门从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