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剧在莎翁戏剧创作体系中独特地位.docVIP

论罗马剧在莎翁戏剧创作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以《裘力斯·凯撒》为例 胡 程 （池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池州 247000） [摘要] 莎士比亚创作了四部反映罗马帝国历史的戏剧，却从未被划分为历史剧。自“第一对开本”始，莎学界便将此四部归类为悲剧。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它们既不同于历史剧，又不同于悲剧，罗马剧在莎士比亚戏剧体系中担当着独特的地位，成为历史剧与悲剧创作的转折，标志着莎士比亚创作风格的转变，将其单独分类为“历史悲剧”也许是一种合理的尝试。 [关键词] 莎翁罗马剧 戏剧分类 独特地位 历史悲剧 雅努斯面孔 引言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9部戏剧，其中四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都是以罗马帝国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的，统称莎翁罗马剧。 莎翁戏剧分类问题一直是学界难题，罗马剧似乎是个例外。因为，自1623年《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从“第一对开本”起，人们习惯性地将《裘》剧定性为悲剧，客观来讲，这种划分虽不完善，但基本上是可行的。以布拉德雷《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观点考察，“一出莎士比亚悲剧可以叫做一个把身居高位的人引向死亡的异乎寻常的灾难的故事，”依此言之，《裘》剧完全符合。从人物看，无论凯撒还是勃鲁托斯，一个“无冕之王”，一个罗马显贵，都属“身居高位”；从内容看，凯撒和勃鲁托斯都被“引向死亡”；从效果看，都是“异乎寻常的灾难”，足以使人“同情和怜悯”、“恐惧和敬畏”。 但姑且先不遽然作结，让我们追本溯源考察《裘》剧的取材。根据英国莎学专家考证并形成公认，《裘》剧的情节和人物主要来源于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的传记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约公元100—120年）。其书的英译本首版于1579年，其时影响大、传播广，莎士比亚即于此书截取历史。大致可梳理为三条：一，公元前45年，罗马执政官凯撒远征西班牙平叛后凯旋罗马；二，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勃鲁托斯、凯歇斯等人合力刺杀；三，公元前43年，“后三头”——安东尼、奥克泰维斯·凯撒和莱必多斯对攻勃鲁托斯、凯歇斯，次年勃鲁托斯于腓利比（位于希腊半岛）战败自杀。莎士比亚所取材的这一段历史，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凯撒时代”——这一时代“是罗马共和国陷入严重的全面危机，酝酿着巨大的政治变革的时代，是罗马社会大动荡，政治大变乱的时代，是血与火的时代。” 历史一次次证明了乱世出英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沉重的历史给《裘》剧增添了厚重的悲剧色彩。在那个时代，战争是通往和平的通行税。学界常说古罗马好武功不尚文治，可是不要忘记，罗马以博大胸怀接纳并传承了希腊文明，接受并光大了基督教文化。更不容否定的是，“凯撒时代”以“3·15”的血腥铺就了一条迎接和平的光明大道。凯撒以个人的死亡换来了之后二个多世纪的和平。他的甥孙也是义子的奥克泰维斯·凯撒继承其业，使罗马广场上的雅努斯庙门关闭200多年。 综上，《裘》剧是悲剧，完全符合悲剧的规范，但不可忽视《裘》剧的悲剧崇高性确拜沉重历史所赐。 （二）事件主体所营造的历史真实性 历史剧（Historical Play）不是历史，这一点毋庸置疑。历史剧成其为历史剧，最根本的判别特征是它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问题立即出现，为什么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英国历史剧被划分为“历史剧”，而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罗马历史剧《裘力斯·凯撒》却不能呢？这显然不合理。汤姆斯·海伍德为我们揭示了答案：“有价值的行为构成历史剧的核心。就英国历史剧来说，是对爱国主义行为的模仿。”由是不难理解《裘》剧不能进入历史剧行列的主要原因了。 英国学者罗斯说：“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时代。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可夸耀的历史剧，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他们的国家和个人而感到自豪，是时代激励了他们，使他们坚定地向前进。”同样可见，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划分是带有明显的帝国至上心态的产物。 前文已述，历史剧的根本特性只有一条——即“历史真实性”，取材不可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作家所处时代的生活，必须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据。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历史真实”呢？——“应该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旨。历史事件应构成剧情的主体，而不是作为背景出现。对人物的表现不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至多只能人事并重，不能让事件退居二线而成为人物形象的陪衬。” 为具体说明这一关键区分，试举《裘》剧与《哈姆莱特》作比照。笔者认为：《哈姆莱特》是一部典型悲剧，《裘》剧却是一部拥有悲剧与历史剧两副面孔的剧本。原因何在？表面看，《裘》剧取自罗马史，前文已述，《哈姆莱特》同样是一部取材历史的剧本，它的直接来源是格拉马提索的《丹麦史》，如果说《裘》剧与历史剧类型纠缠不清的话，为什么《哈姆莱特》却无此虞？回答是肯定的。后者主要贡献是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