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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通法系国家法典的编纂(上) 许中缘 湖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民法典不管是在哪里，都往往被看作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i]艾伦?沃森的话描绘了法典在整个法律制度的地位。但是，在学者的眼中，大陆法是法典法，普通法为判例法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深延于人们的心中。法典在普通法系的地位常常没有受到一种应有的关注。我们对普通法系规则的利用总是一种警惕甚至胆怯的态度，对普通法系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法典形式本身过于漠视甚至轻视。[ii]相关的情形也表现在台湾学者的观念之中， “台湾民法学者的论述常常有比较法的探讨，甚至缺乏论理而仅是外国法律的仿效，常见的是德国法如何、日本法如何，而认为台湾同为欧陆法系解释上亦当相同，而所谓的欧陆法有何共通之处，一般学者其实是不假思索，而在台湾各项新的立法都已参考美国法的情形下，还是有认为学者因为台湾法，所以不宜采用美国法。”[iii]既然法典是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国家所共同具有的普遍现象，二者肯定具有基本的共同之处。在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中，法典发挥的作用与大陆法系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是比较法中常为学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iv]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普通法系国家法典编纂主要历程考察 　　尽管英国与美国是普通法系同属于一个法系，但是二者基于特定的国情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在法典化实践中也不尽相同。 　　(一)英国法典的编纂历程[v] 　　在诺曼征服之后，英国采用了普通法，摒弃了罗马法传统。加之英国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使其更为容易抵制欧洲大陆的法典化运动。尽管如此，法典化运动在英国得以展开。在13世纪英国就有关于继承、赠与以及禁止次级分封的《威斯敏斯特法Ⅰ、Ⅱ、Ⅲ》这样的法典。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法典化运动仅仅是一场洗礼。英国多次对编纂法典进行深刻考虑。其中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马修?黑尔(Matthew Hale)、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杰米?边沁(Jeremy Bentham ) 、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约翰?罗米丽(John Romilly)、亨利?梅因(Henry Maine)等都是英国历史上具有影响的是法典化的支持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提出过比较系统的法典化的理论，英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法典化的实践。不过，法典化的进程非常缓慢，历经多次反复均没有成功[vi]。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立法机关决定先对所有的成文法的进行汇编。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使之成为法典,但是无果而终。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及20世纪开始年月里，几部法典得以在不同的领域得以制定，其中最重要的法律为1882年的票据交易法(the Bills of Exchange Act)， 1890年的合伙法(the Partnership Act)，1893年的法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Act)及货物买卖法(Sale of Goods Act)[vii]，以及1906年的海洋保险法(the Marine Insurance Act)。尽管这些法律的名称与大陆法系的单行法相类似，但是其内容不能简单与之等同，如英国的货物买卖法包含了该法的诸多重要领域，具有类似大陆法系法典的特点。 　　受美国的统一商法典的影响，英国也开始编纂商法典的工作。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97年法律委员会的主席阿顿(Dame Mary Arden)的法典化的主张。[viii]阿顿认为,法典使法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也使法官很容易在法典找到所需答案、法典化使法得以更新与现代化。此外，他甚至认为，法典能够作为解决因权威的冲突或者权威的丧失而产生的法的不确定性。而且，判例法的数量的过于增多在必要时也应该法典化。但该委员会仍然没有开始进行商法典编纂的计划。1999年1月，商法典的强烈支持者阿顿任期届满，这使商法典的前景变得更加迷离。但是继任的委员会的规划中仍然明确包括编纂商法典的工作。[ix]最近的发展表明英国法法典化的思想仍然具有活力。[x] 　　(二)美国法典的编纂历程 　　经过独立战争的美国在选择法律的道路中面临诸多选择，在选择大陆法系法典化道路还是继受英国的法律中彷徨。独立后的美国出于对英国法律的制度的敌视，加之法典所具有的优点以及普通法具有的不易掌握的缺陷，使美国这样一个面临着法律的继受的问题的年轻国家，其比英国更容易走上法典化道路。也因为这，法典化的思潮更容易在美国得以展开，在美国有些州，法典的编纂取得了实质的胜利。我们这里仅仅介绍在美国比较成功的法典的编纂。 　　1、路易斯安那法典 　　美国的法典化运动盛行于1820年至1850年。 “在1825年后，几乎所有的法学作者觉得有义务在各种形式的著作中阐述其(法典化)的观点。”[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