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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7.1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废两改元”案；裁撤厘金，发表裁厘通电；通过“统一全国财政”、“关税自主”、“建立国家银行”等议案 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到1949年5月上海市军事委员会金融处派员接管，在20多年时间里，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是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撑。 国民党1924年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都建立过中央银行，但不久皆成历史陈迹，北伐战争以后，蒋介石认为要维护统治，必须掌握两个法宝，一是军队，二就是发行钞票的银行。早在北伐后期，宋子文就受命草拟有关中央银行的规章。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0月颁布《中央银行条例》，紧接着又颁布《中央银行章程》。《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享有统一发行兑换券、经理国库、经募政府公债等特权，同时又是“银行的银行”，领导和管理所有商业银行，以确立它在金融界的核心地位。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同年7月又在南京举行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由工商界和部分经济学者组成。财政会议则由国民政府，中央和各省负责执行财政规划的行政人员组成。这两次会议对制订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的基础规划，提出了初步方案，明确表示要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推行纸币，实行金本位汇兑，尽早成立中央银行。这些决定与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的遗教是相符的。 当时，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在经济和财政会议后，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中央银行终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规定资本2000万元，全部以政府发行的公债预约券拨充，组织形式设理事会、监事会、总裁、总行和各局处。理事会由国民政府特派理事11－15人组成，其中工、农、商、财政、银行至少各有1人，再由国民政府在11－15人中指定5－7人为常务理事。监事会由国民政府特派监事7人组成，其中审计机关必须有1人。总裁1人，特任，由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兼任。副总裁1人（后改2人），简任。总裁综理全行事务。副总裁协助之，任期为3年，期满得继续任命。 当时的中央银行名义上规定总裁执行理事会决议，如业务方针、预算决算、资本扩充、各项规章制度、兑换券发行数额、准备金数额、国内外分支行及代理行的设置和裁撤等，实际上是总裁专权，法定理事会主席就由总裁担任。　　中央银行由于拥有种种特权，成立不久，业务就有很大发展，从1928年至1933年资产积累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近7倍，纯益增加达60倍之多。不过，比起历史较久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央行还望尘莫及。 中、交两行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历来都以国家银行的姿态出现于国内金融舞台，特别是中国银行，实力基础还比中央银行雄厚。以发行钞券为例，1928年底中国银行发行总额为1.7亿元，交通银行为6800余万元，而中央银行仅有1100余万元。 国民政府为了统一货币发行，进行币制改革，首先就看中了这两家银行，企图加以控制。1928年，要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北平迁到上海，并强制加入官股500万元；又要求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平迁到上海，强制加入官股200万元（实际只交100万元）。这样就利用官股初步渗入了中、交两行。但是，这时的官股在中国银行总股本中只占1/10，还无力完全控制。至30年代，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白银政策引起的金融恐慌，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从中拨出15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中国银行，连同第一次加入的500万元，合计2000万元，与中国银行原股本2000万元相比，官股已占50％；同时拨出10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交通银行，连同第一次加入的100万元，共为1100万元，官股比原股本多200万元，占55％。这样，官僚资本不花一文现金，控制了中、交两家当时最大的银行，两行的最高决策层被彻底改组。中国银行原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嘉趝被迫辞职，由财政部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交通银行原董事长胡祖同也被迫让位，由宋子文指派胡笔江、唐寿民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胡、唐二人上任后，为了便于集中控制交行资金，以适应政府政治、军事需要，通过董事会修改了交行组织规程，将总管理处改为总行，撤销发行总库和上海分行，建立总行发行部和业务部，胡兼任发行部经理，唐兼任业务部经理，将各发行头寸集中统一调度运用，全行公债、证券统一由业务部经营。于是，交通银行的发行、管理和业务大权都通过胡、唐集中于宋子文之手。 在中、中、交三行之外，国民党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金融，又筹设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和中国农民银行，建立了以所谓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 我国邮政局早在1898年就开办汇兑业务，1908年开办储蓄业务。到1929年，通汇的邮局和邮政代办所发展到2374处，办理储蓄的邮局有206处。邮政机构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兼办的汇兑储蓄业务随之扩展。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于1929年，该局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