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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世界铸就畸形人格——由鲁迅小说管测《等待戈多》的人性荒原(网友来稿)黄智平 [内容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戏剧舞台上，绽放了一只奇葩——荒诞派戏剧，而萨缪儿·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上演所获得的极大的成功，则是荒诞派戏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等待戈多》全剧充满了荒诞的色彩，作者把流浪者搬上舞台，揭示了人在荒诞的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闷。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鲁迅也把目光瞄向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以表现“人”在社会中的尴尬地位，达到揭露社会不合理性目的。本文试图以“人性”为切入点，以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过客》三篇小说为突破口，认真审视《等待戈多》，剖析畸形的世界是如何铸就人性的荒原。 [关键词] 人性荒原 非人 末人 错位的真实 人性的悖谬 人生的盲目  从但丁开始，西方文坛几乎所有的大诗人、大文豪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世界，并坚信人类会有一个美好的彼岸，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莎士比亚就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波特莱尔的出现，戳穿了人是万物灵长的谎言，给极度尊严的“人”撕下了崇高的面纱，还原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幽灵，拉开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二战以后，资产阶级趋向没落，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萨缪儿·贝克特继承了波特莱尔这一思想，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匠人的观点只不过是理想王国的神话而已！在他的笔下，文学中的形象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人格开始分裂，人只是“类型”，只是“符号”，只是“人类的缩影”。他把一些低贱、委琐、渺小、丑恶甚至令人作呕的人物搬上舞台，让他们徘徊在虚无飘渺的人生路上，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突出了人与生存环境的严重脱节。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构成平行关系的鲁迅，早期就受到了尼采哲学的深刻影响，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他逐渐扬弃了尼采所说的“超人”的概念，然而对其“末人”的命题却始终坚持，并经常进行发挥。在《由聋而哑》一文中鲁迅就有这样的分析：“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他所谓的“末人”，实质就是一种耳目闭塞、精神枯涸的渺小的人。在《故事新编》的《采薇》里，鲁迅塑造了一个小丙君府上的丫头阿金姐，她轧姘头，招巷战，当洋奴，惹是非，全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鲁迅先生通过阿金这一个典型的“末人”的形象，真诚呼唤阿金不能成为中国女性的标本。 一个塑造“类型”，一个表现“末人”，同一时代的东西方文学的巨匠揭露社会的笔法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不再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而是深入人的主体意识，揭示其心里的疮疤。透过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的形象，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人性的荒谬感。 由《狂人日记》解读《等待戈多》错位的真实 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狂人日记》之《序》写道：“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①，通篇小说以狂人的视角来关照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从而透过病例的假象揭示出世界的真相。如同“狂人”的“狂语”，《等待戈多》里的两个主角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之间讲话断断续续，颠三倒四，支离破碎，表明了作为人们彼此沟通工具的语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堕落成窠臼、公式和空洞的口号。 梦呓般的语言再现真实的畸形心理。 狂人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无映射了一类人心理。例如，当看见七八个人站在一起时，便以为他们“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狂人的疯话深刻地体现了其内心的孤独和恐惧，表明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已经与周围的大环境严重脱节，世界呈现给人的只是冷漠、陌生的面孔。 《等待戈多》中这样一句对话：“弗拉季米尔 你真该当诗人。 爱斯特拉冈 我当过诗人。（指了指身上的破衣服）这还不明显？”②诗人与破衣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爱斯特拉冈却把“破衣服”当是诗人的证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实质上是作者有意将生活撕成毫无内在联系的断片碎块，以表现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再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一会儿说脚疼，一会儿扯到两个贼，一会儿又抱怨脚疼，他们的对话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摸不着头脑，深刻反映了二人内心的恐慌和对前途的无希望。 无逻辑性的推理演绎病态社会的生活谬理。 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联想到吃人的故事。他把医生的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吩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别人要赶紧吃他。由“大哥管家，未必不在饭菜里把妹妹的肉给我吃”，进而推想到：“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被吃”，罪恶的吃人者不被“我”所容纳时，便开始对“我”进行迫害；加之“疯”的罪名让“我”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吃）。可见，狂人之语，揭露了封建社会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同时也昭示了周围世界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