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鄱阳到鄱阳湖.docVIP

从鄱阳到鄱阳湖 同鄱阳湖最具血缘关系的地名是鄱阳。 　　不过知道鄱阳湖的人多，知道鄱阳的人少。那些既熟知鄱阳湖也听说过鄱阳县的人，也大多会搞错二者之间的辈分，以为鄱阳县因鄱阳湖而得名。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就连许多鄱阳人，也会想当然地把鄱阳湖想象成鄱阳县的母亲、祖母或太祖母。鄱阳湖实在是太大了，面积大名气也大，在庞大的事物面前，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自我矮化以便很舒服地依偎在大事物的怀抱里。 　　我虽从小就抗拒在简历里使用“出生于美丽的鄱阳湖畔”之类的修辞，真正弄清楚鄱阳湖和鄱阳的辈分关系，也不过是近10年内的事。 　　2000年之后，对乡土文化兴趣渐浓，也就自然而然地廓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年少时只知道鄱阳曾是州府所在地，下辖过鄱阳县、余干县、乐平市、德兴县、浮梁县、安仁县、万年县。没想到的是，它还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首批设立的县之一。当时江西有两个县，其中一个就是番邑。这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设县200年后，又成立了鄱阳郡，相当于现在的省辖市。 　　那时，现在被称为鄱阳湖的大泽尚在现今的湖北境内，名称是彭蠡湖。东汉末年，长江不断改道南侵，水道自今湖北黄梅县向南迫近九江郡和鄱阳郡。公元600年左右，彭蠡湖随着洪水进一步向南迁移扩张，淹没枭阳县和海昏两座县城，最终靠近了鄱阳郡。从那时期，彭蠡湖改名为鄱阳湖。 　　粗粗一算，鄱阳县比鄱阳湖年长了800多岁。 　　鄱阳湖因鄱阳县而得名，鄱阳县也因鄱阳湖的滋养而更加富饶，并因此一度更名为饶州。 　　鄱阳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景德镇的瓷器经昌江运到鄱阳，在鄱阳港装大船起运，穿鄱阳湖、入长江，然后在吴淞口出海；另一条线路是穿鄱阳湖入赣江，再翻梅岭从广州出海。鼎盛时期，全国各州府在鄱阳设立的办事处达72家。 　　鄱阳湖肥沃的冲积平原成为鄱阳人的天赐粮仓，而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水域，为鄱阳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鱼米之乡的美誉因之流传。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的漫长农耕年代，鄱阳在鄱阳湖的庇护和浸润下，俨然是渴也渴不到，饿也饿不到的温柔富贵乡。 　　民国之后，公路和铁路兴起，水运交通枢纽鄱阳的区位优势渐失，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周边一些地区。鄱阳的行政级别也从州府降为县。不过鄱阳湖对鄱阳的影响，至今无法消散。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鄱阳人出门主要还是坐船。到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等地均有专线客轮，一天一班，甚至一天分早中晚数班。2008年，从鄱阳到南昌的客轮和快艇才宣告停运，让位给了高速大巴。直到现在，鄱阳县仍有全县专业渔村18个、兼业渔村70个，数万人口靠捕鱼、水面养殖及相关产业为生。 那些渗透到鄱阳人的精神和血液里的影响，则无处不在。 　　“江湖气”这个词如何得来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它的原始内涵的主导成分应当不是后来被无限放大的贬义，因为对于许多地方的居民，江湖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场，是性格发育的环境色。就像鄱阳人，没有一点江湖气，是没法同环绕身侧的江与湖和谐相处的。 　　渔民多少是要有点剽悍的，他要同风浪斗，还要抢水面和别处的渔民斗，这些仅靠知书达理是办不到的。历史上那些连绵不绝的械斗事件就不去挖掘了。《鄱阳县志》记载，1938年6月27日，一架日军飞机因故迫降在鄱阳湖边，飞行员小笠原被鄱阳车门村渔民发现并生擒。目睹过现场的老人回忆，为首的渔民叫范甘矮子，个子矮小，可是身材高大、头有谷箩大的小笠原却被这位小个子渔民的目光威慑得浑身发抖连枪都不敢去摸。 　　除了剽悍，江湖气的另一个表征应当是漂荡意识。渔民外出作业，少则几天，多则数月甚至半年。家的概念与羁绊就不像山区人那么明晰。甚至，由于长期的动荡迁徙，许多渔村的宗族谱系都缺乏一以贯之的明晰脉络，不少人只知道近祖而不知远祖。鄱阳人的足迹与影响遍及鄱阳湖周边地区，最后以码头的形式固定下来。至今，鄱阳人称一个人在某个领域里取得地位，用的比喻仍是“打出了码头”。码头是江湖意识的最高形式，也是它的终结。毕竟，江与湖都不能和大海相比，鄱阳人爱闯荡敢闯荡，但自古以来，愿舍弃江湖码头四海为家的，却寥若晨星。 　　鄱阳湖属于季节性湖泊，“枯水一线，洪水一片”。人在湖边安居，很难确切拿捏与湖亲近的分寸，远了不能充分享受濒水的便利，近了难免被水戏弄。鄱阳湖每隔一些年就要趁着夏汛跑到村和镇里来做一次不速之客，把人逼到楼上或山上住个把月。它带来的礼物是学龄孩童们的解放，以及当街用脸盆舀鱼的便宜事，退去之后，则留下污泥与病菌。 　　我私自揣想，或许是基于这个原因，鄱阳尽管不缺少历史，却无法保留自己的历史。鄱阳人没法像北方人那样把城墙修成千年大计，也没耐心像徽州人那样把房子建成观赏价值极高的工艺品。鄱阳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不过是宋朝修建的永福寺塔。 　　可能是习惯了与泥腥与鱼腥相伴，鄱阳人对卫生的讲究远不像近邻婺源人。有次陪外地朋友在一渔村参观。路边晒满了干鱼虾，且有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