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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私德与道德建设 Public Morality, Private Morality and Moral Constructions 1、公德与私德之区分 公德(public morality)和私德(private morality)这两个术语以及类似的术语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文献中时有出现，不过其用法尚有一定的歧义性。在我国首先凸显这两个术语并借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设两节专门讨论公德与私德。 注　　释 梁启超《新民说》的《论公德》一节写于1902年，《论私德》一节写于1903年，均载于《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这两文写作时间相隔一年，所述观点有所差异。本文主要涉及梁启超在《论公德》中所表述的观点。 从一种意义上讲，公德与私德的关系类似于法律中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1]我们知道，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始于古罗马法学家，这种划分在西方法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不过划分公法和私法的依据却众说纷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凡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公法，如宪法、刑法等；凡是以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私法，如民法、商法等。  [1] 《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第12页。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法学和伦理学的长足发展，公德与私德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在西方首先明确地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19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密尔紧随其后。[i]梁启超正是从边沁和密尔等人的著作中发现公德与私德的概念，并加以引申和发挥。他这样定义这两个概念：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ii]梁启超将中国旧伦理与当时的西方伦理即“泰西新伦理”作了如下的比较： [i] 参见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 J. H. Burns and H. L. A. Hart, London, 1970, XVII, 3-4. 在此，边沁用了“private ethics”（“私人伦理”）这个词，定义为“the art of self-government”；与之对立的是“the art of government”，他在其他地方称之为“public ethics”（“公共伦理”）。密尔提到“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并强调二者之区分。（参见《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2页） [ii] 《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第12页。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关于公德与私德的定义是比较粗糙的。拙作《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对公德与私德的定义给以进一步的讨论。 在这里，梁启超指出中西方伦理学之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中国伦理是重私德而轻公德，亦即重家庭伦理而轻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而西方伦理则比较完整，相比之下，更看重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亦即公德重于私德。为此，梁启超向国人大声呼唤善群利国的新道德，而把惟善家庭的旧道德置于新道德的统辖之下。他说：“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i]笔者以为，梁启超对中国旧伦理的批评基本上是打中要害的。[i] 同上，第15-16页。 中国旧伦理还常常谈及“事父”与“事君”的关系。尽管事君在中国旧伦理中已被私人化，但比起事父来毕竟更接近国家伦理。因此，从中国旧伦理对事父和事君之关系的处理上，也可看出其重私德而轻公德的特征。如，《论语·子路》云：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由此可见，在公德与私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是以私德为重的。 在事父与事君的关系上，孟子与孔子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孟子·尽心上》云：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瞍瞽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我们看到，在重私德而轻公德上，孟子比起孔子来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要包庇的已不是父亲偷羊的小罪，而是性命关天的大罪。 我们看到，美国人是把家庭伦理置于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之下的；具体地说，对于克林顿在家庭伦理上的不良表现和在国家伦理上的良好表现，美国人赋予后者以更大的权重，以致最终对克林顿给以原谅。对于美国人的这种伦理态度，若从中国旧伦理来看便会感到大惑不解。人们会想：万恶淫为首，像克林顿这样一个淫荡的人怎么能当好总统呢？为什么不赶他下台呢？进而认为：美国人尽是些浅薄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