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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综 述（宋体二号加粗） 阿普尔课程文化观述评（宋体三号加粗） 吴第 公共事业管理0201 指导老师：赵三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 （宋体小四加粗） 一、研究背景（宋体四号加粗） （宋体小四号）随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空前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对教育、学校与课程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学校课程文化性质如何?是否是中立的?还是和政治、经济等有着无尽的联系？它与权力等有何联系？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教育行政人员等都会常常遇到、提出并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当今课程改革的运动下，对知识、民主、平等的追求不断升级。如编制校本课程、实行档案袋等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对课程要求民主和平等的回应。 阿普尔是当今西方教育界在“意识形态与课程”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包括对课程方面的看法，探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它提出了著名的“霸权——国家再生产模式”的批判性课程文化观。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并且充当一个由再生产理论派向抵制理论派发展的代表，他在意识形态与课程方面提出的诸多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本文在阐述阿普尔的课程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课程文化观进行初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批判理论派的意识形态与教育的研究始于60年代，而国内对批判理论派的研究起步则比较晚，特别是对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的教育思想，也是最近几年才引进并逐渐关注起来的。国内外很多专家和学者对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理论的分析不论是否科学或全面，但主要是从学术角度分析或者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角度进行评析的。 从资本主义国家现实角度（宋体小四号加粗） (1)黄敬忠在对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进行简要概述之后，分析在教科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问题，学校往往能过课程能够潜移默化的使歧视合理化，这种歧视往往和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的联系。[1] (2)丹尼尔·U·列文和罗伯持·J·哈维霍斯特认为，如果“学校里的地位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在劳动阶层和中等阶层之间将极少有向上或向下的流动机会，学生们将被训练成习惯于遵守资本家命指令的人，但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充分的证据表明,社会似乎起来起倾向于精英治国，教育似乎创造了更多的流动机会。同时，有抱负、学业成功的劳动阶层的青年与中等阶层的进入同一班级并成功地考入大学，并且相互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在堪萨斯城区，劳动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中，仅有22%进入劳动阶层的学校，另一方面，仅有1/3的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的学生进入中等阶层的和独立性的学校。他认为，这些证据动摇了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观点，从而得出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提出一个前景时，对学校和社会应当如何提供更多平等的机会的问题上，他们的整个结论就显得太悲观并且太偏激。[2] 2、从学术完善角度 在这一大角度下又分别从几个小角度进行分析： （1）从理论建构角度分析 杨昌勇认为，国家霸权再生产理论是从宏观结构上解释社会不平等问题，较少考虑日常层面的学校生活和课堂情景，忽视了师生及学校其他人之间的互动；认为阿普尔虽然揭示了国家政治干预的作用，但和其它“再生产理论”一样，都强调“客观的”结构性分析，没有看到受压迫的从属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变迁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其最大失误在于它以机械的决定论解了在社会关系中人类活动的实践与斗争的分析模式，但是它很少谈到人的能动性如何在日常生活水平和具体的学校关系中的本质，在社会变迁或改革上的观点过于悲观，倾向于“新马克思主义抵制理论”。[3] 吉鲁指出：其理论增进了对于社会和文化再生产过程如何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过程的理解，引起人们注意到国家及其机构的相对自主性的重要意义，注意到国家的矛盾以及国家对学校教育所施加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镇压的控制作用。但也必须承认，作为广义的再生产理论，“国家霸权再生产理论”也有这样几个失误：第一、国家理论主要关注宏观和结构问题，产生了一种关于矛盾通过冲突而发生作用；第二、一些国家理论家很少表现出把文化作为具有自己相反-逻辑的相对独立的领域来理解。[4] （2）从结果可行性角度分析 王兆等人在对功能主义和冲突论进行分析后，认为冲突论的观点建立在对功能主义命题批判的基础之上。它对功能主义的许多问题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将问题从表象转入到对其本质的探讨上来。冲突论的缺点是：由于它的上述“建立”，就使它过分注重对功能主义理论框架的“破坏”，而缺乏“建设性”，故其批评充其量只是一种批评罢了。[5]张华也认为仅有批判还不够，还需有切实可行的建设途径，怎样在课程领域实现由批判到建设的飞跃，是批判课程论者所面临的紧迫课题。[6] Roger认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