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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形象分析 一、主题 （一）主题 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统一的支配性观念，它是文学的内在要素。托马舍夫斯基在《主题》一文中说，“在艺术过程中，各个单独的语句根据各自的意义彼此组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由一种思想或共同主题把语句联系在一起。一部作品中各个具体要素的含义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便是主题”[1]。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主题具有某种情感色彩，常常包含价值判断。穆卡诺夫斯基也承认，“一篇诗作的主题内容就是它最大的语义单位。”但他从形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主题是结构的一部分，它受着结构的某些规律的支配，又由于它跟结构的关系而受到评价。”[2]诺思罗普·弗莱认为，“当一部虚构作品为表现主题而写，或单从主题加以解释时，它就成了一篇教诲故事或解释性的寓言。所有正式的讽喻都有主旨，即一种明确的主题”[3]。主题鲜明的作品往往是以一定的因果律展开故事情节的。如果不按照因果律来安排情节，主题就会显得淡化。以前人们对主题、内容、题材、论题等不加区分，这是不确切的。应当说主题是与作品的形式、结构密切相关的内在意义。H·肖(Harry Shaw)编的《文学术语辞典》将主题定义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中心观念或支配性观念。”J·A·卡顿(J·A·Cuddon)的《文学术语辞典》也称之为“中心观念”。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将主题分析与语言联系起来。日尔蒙斯基在《诗学的任务》中说，“确切地讲，诗作中的主题不是脱离语言表达而抽象存在的，而是通过词来实现的，并服从于象诗歌词汇所具有的那种艺术结构的规律。”[4] （二）主题分析的模式 主题与惯例化了的意象模式(诗歌)和结构模式(小说、戏剧)有关。由于我国古代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不少意象逐渐稳固化和符码化，变成在语言共同体中的通行代码，如以杨柳象征别离，月亮表示团圆，红豆暗示相思，流水隐喻时间。在西方文学中也有同样的形象与母题反复出现，如以十字架象征苦难，玫瑰花表示爱情，羔羊暗示信徒等。法国结构主义者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揭示了建构文学作品意象模式的程式系统。所以主题分析与形象分析不可分离。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分析过我国古代的伤春诗，就是针对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习惯母题。主题分析的其中一个路径是创作意图或动机分析。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批评便是从艺术家的意图人手，将表面看来互不相干的诸个表象相联系，剖析作品的深层寓意，他认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作者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的委婉表现，而该剧几千年来对于观众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观众通过剧情隐在的意义发觉自己内心也有俄狄浦斯情结。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性压抑造成的弑亲主题，争夺女人才是哈姆雷特的真正动机。哈姆雷特只有在对象征着其父亲的叔父采取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他本来早就应该杀死叔父克劳迪斯，为冤死的父亲报仇，但奇怪的是他却一再迟疑不决，贻误时机，这是因为弑父娶母的罪恶感阻碍了他。作者巧妙地设置了哈姆雷特犯罪行为的潜意识动机，以便把受乖戾命运所强迫的故事形式放到现实中去。 （三）主题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 主题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是主题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希凡曾经对《红楼梦》按阶级分析法进行过社会学解释，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 )在解读巴尔扎克的《老姑娘》时，认为小说表面叙述的是求婚者追求科蒙小姐的故事，实际是“以贵族式的优雅与拿破仑式的活力之间的二元对立”暗示争夺法国统治权的斗争。 解构主义否认真理与确定性的存在，所以解构批评一般对主题分析持否定态度。在解构批评家米勒看来，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按某个内在中心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因而文本的意义总是闪烁不定，无法做出确定的解释。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提出了问题，但提供了大量互不相容的潜在的解释。 二、形象与形象分析 （一）形象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便已经谈到形象问题。他认为悲剧有六个基本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但这里的“形象”实际是戏剧情景，并不特指人物。倒是亚氏所说的性格接近后来人们所说的人物形象。他对性格提出了四点要求：善良、适合、相似、一致。善良指比一般人好。适合指人物性格必须符合其社会地位和身份，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应该和人物性格统一起来。相似指刻画的人物应该符合传统的说法，或与一般人的性格相似。[5]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审美意象”的概念，他认为审美意象是“想象力附加于一个给予的概念上的表象，它和诸部分表象的那样丰富的多样性在对它们的自由运用里结合着”[6]，是能表现理性概念的感性形象。其后，人们认识到具体可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