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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学认识今人精神历史来由（论衡学苑） 张岂之《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19日 ? 16 版） 　　习近平同志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把握儒学的发展历程和对今人精神的深刻影响。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代表 　　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有一个重要特色：保留了氏族血缘传统。它反映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 　　公元前11世纪，在中国的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周人灭掉殷商，建立周朝。周人提出“德”和“孝”的伦理观，作为当时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鲁国为中心出现了私学学派——儒家和墨家。儒家开创者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而这一时期出现的道家是兼采儒墨又批评儒墨，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最早的代表。 　　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有所发展，土地兼并和劳动力争夺相当激烈。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一个叫“士”的阶层活跃起来。他们中有些人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有些人则出身于平民。“士”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他们受到各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这样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 　　最早用“家”来称呼一个学派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对孔子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为“至圣”。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是一位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圣者”，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史证明这个论断准确无误。 　　东汉时期的文献整理大家刘向、刘歆父子以及史学家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司马谈所讲的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至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够格称为“家”，则有疑义。此外，还有兵家、医家。号称“百家”，是形容学派之多。这些学派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儒家则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200多年才定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秦王朝十几年就亡掉了。接着建立的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等也逐渐汇合。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需要主流思想文化。此时，研究《春秋》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董仲舒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朝廷开设五经博士。随之而来的是，学习儒学成为当时教育文化的大事。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名师。《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记载：有些经学大师授徒讲学，听者往往多至万人。由此可见，研究儒家经典在当时已蔚然成风。 　　在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理解上有所谓古文、今文之争，还受到所谓“谶纬”的影响。所谓“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有时附有图录，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托名孔子（实际上与孔子无关），也是以诡语解经。 　　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讨论儒学经义的会议，制定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史称白虎观会议，由汉章帝亲自裁决。会后史学家班固整理成书，即《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它将儒学经义解说统一起来，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孔子没有这样说过）作为核心理念。此时距离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已有200多年。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经学，它为尊卑贵贱分野的封建社会政治关系找到一些平衡点。封建皇权统治以“三纲五常”为准绳，而民间亦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包括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以及民间乡约村规、家训、家谱，都以“三纲五常”为准则，这使儒学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天宣传儒学，需要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纲”是不可取的。 　　“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因儒学经书章句注疏不同，命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全国。至唐代中期，《五经正义》影响逐渐减弱，主要不是此书的立论，而是由于时势造成，此时的统治阶层热衷于佛教和道教。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第二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