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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礼仪习俗 第一节 家族习俗 一、家庭 清代，县境家庭以几代同堂为荣，年长者率子辈、孙辈、曾孙辈组成大户，十几人乃至几十人同居一屋，共同生活、劳动，谓“祖宗有德，门庭兴旺”。子孙若要分家，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必受家教、族规惩处。宣统三年（1911），全县户均人口有5.37人。民国时期，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民国38年（1949），全县户均人口减至4.71人。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更趋小型化，子女婚后多自立门户，父母只与未婚子女同居，几代同居者甚少。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196953户，单身户占5.3%，一代户占8.96%，二代户占71.58%，三代户占13.75%，四代户只占0.41%。1994年，全县户均人口降至3.75人。在小型家庭中，城镇岳父母与女儿、女婿同居者呈上升趋势，农村“女嫁男娶”的传统习俗被打破，出现男到女家落户成家的新风尚。 二、家长 清代，户有家长，负责掌管家庭一切内外事务。家长皆由父辈充当，父老，则由嫡长子继任。在封建宗法统治下，遵循“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准则，唯长者尊，男性贵，家长享有对晚辈打骂惩罚的特权。民国时期，家庭结构转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提高，一人主事的家长制有所改变，多数家庭为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男女平等，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家庭事务多由夫妻共同商量决定，民主理家，家长制无形消亡。城镇妇女就业率高，社会活动多，夫妻经济收入相差无几，不少妇女又善于持家，家庭事务往往由妇女主持。城乡登记户口，已改“家长”为“户主”。 三、赡养 清代、民国时期，儿女由父母抚养成人，父母年老后由儿子赡养，儿子亡故则由孙子赡养。如儿、孙不赡养父母或祖父母者为不孝。“逆子逆孙”要受族规、家规的严惩，轻则罚跪、打屁股，重则沉潭溺毙。女儿出嫁后不赡养父母，有“嫁出门的女，泼出去的水”的俗语。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仍由子（孙）赡养父母（祖父母），城镇家庭的女儿成家后，多和兄弟共同赡养父母。 四、族规家教 清代、民国时期，县境各大族均立有族规、宗法，印诸族谱，本族子弟必须恪守。清代，十五里魏氏有族规74条，蛇山罗氏有族规65条，胡林翼家祠有《弟子箴言》22条，夏氏定“爱国家、敬祖宗、志邱垄（先人坟茔）、孝父母、和兄弟、别夫妇、正婚姻、肃闺阃、教子弟、礼尊长、慎丧葬、重勤俭、睦乡邻、谨交游、息争讼”等15条为族训。民国《益阳县志稿·氏族》统计：县境130姓，共订族规家训2078条。一些大户还订有家规，其内容多系伦理道德、人际交往、生活准则等。凡违犯族规、家规者，视其情节，处以责骂、跪打、禁闭、停餐，甚至绑送宗祠体罚、赐死。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民主、平等，封建族规、家教不禁自废。多数家庭团结和睦，勤劳俭朴，尊老爱幼，奉公守法。80年代起，人民政府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县设有“关心下一代协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开办家长学校，争创“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活动，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溶为一体，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新一代。 五、族谱 清代和民国时期，县境盛行编修族谱，除只百数人口的小姓外，其余氏族一般每隔30年编修一次族谱，至解放前夕，各旺族大都修谱七八次。编纂族谱，氏族成立族谱局，一般各房选一代表参加，制定组织大纲，公推一人为主修，分设总务、督导、纂辑、编校、财务、稽核等人员，按世系编就子孙繁衍的每人派字、生卒年月、坟墓葬地等，刻印成书。新中国成立后，不再编修族谱。50～60年代，为进行阶级教育，曾组织编写家史、村史、街道史等，但付梓刊行者极少。90年代，县境个别氏族又着手编修族谱。 六、宗祠 清代、民国时期，县境各族建有祠堂，大者称宗祠，供祀始迁祖以下五代；小者称支祠或分祠，供祀分支始祖以下五代；刘、李、张、王等大族，还在县城建有总祠。宗祠大多建筑规模宏伟，并置有祭田公产。板子桥周氏宗祠6座相连，郭氏宗祠有祭田1000亩，茈湖口石氏宗祠占地40亩。宗祠是全族人丁祭祀祖先和议决族中大事的场所。民国22年（1933），全县有各族宗祠458个，支祠2126个。每年农历八月举行大祀，由派大年尊的族长主持，只允许族中成年男子参加，祭后会餐。清明节，由族长率领，组织族内男性青少年前往祖宗古墓群祭扫，鸣锣放铳，焚香秉烛，高挂纸幡，燃放鞭炮，其所耗均在祭田收入中开支。新中国成立后，各族宗祠及其祠产祭田在土地改革中被没收，宗族活动基本消亡。 第二节 婚丧喜庆习俗 一、嫁娶 清代和民国初年，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求“门当户对”，有的甚至指腹为婚。从议婚到完娶，手续十分繁琐。清代必经“六礼”，即：男家请媒人至女家提亲，谓“纳采”；女方同意，则男家再请媒人问女方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以占卜吉凶，谓“问名”；男家卜得吉兆后，备礼告女方，决定缔结婚姻，谓“纳吉”；男家给女家送聘礼，谓“纳徵”；男家择定婚期，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