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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利益博弈之理性——以劳动合同解除为例 　　自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劳资利益冲突问题显著，伴随“十七大”的召开，我国“城镇化”步伐将日益加快，劳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亦将日趋紧迫。自古迄今劳资双方对立且依存（提供劳动力、支付对价），本可依私法规范其劳资利益关系，例如劳资双方通过契约自由以博弈方式完成其利益协调，然而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致使权利滥用、契约自由泛滥，为达致作为市场中利益均衡机制的主要体现mdash;mdash;劳资利益的均衡，应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1].就制度机制而言，现各国家多以立法干预方式对劳资双方失衡的利益予以矫正，即立法者以第三者地位对劳资双方利益博弈予以权衡，最终以立法强制协调双方不公平之博弈。国家以法律对劳资利益的干预如同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一样，可以是对市场下劳资利益博弈的机械反映，也可以是对其在一定矫正基础上的反映，但如干预不当则有矫枉过正之后果。我国因应世界趋势，以“倾斜立法保护”方式强调劳动者的利益，以期达致实质平等的目标。在该理念指引下的立法过渡倾斜或一边倒，易在劳资双方之间不自觉滋生对立、防卫、规避意识，观念上易导致劳动者的恣意、依赖，造成雇主的恐慌并助成积极规避立法的激励机制，诸如：企业坚壁招用环节、使其招用更加苛刻，以致使立法初衷无以实现，甚至走向反面，扰乱了劳资双方本已突出的利益关系，使企业、社会走向新的不安定，因此，立法及理念上的理性是其必然选择。理性是相对于知性而言的，其要求对“本体”有所认识。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只有理性才能揭示宇宙的真相[2].理性是人所具有的，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而理智地设定目标并为之而实施行为的特性。[3]在劳资利益博弈之立法选择上，理性思考，以此避免立法走向另一极致，并且不致在观念上将人们导向极危险的边缘。就《劳动合同法》而言，其出台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中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规定是对劳方倾斜保护的典型，其无疑有益于固化劳动关系，使其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减少失业从而促进社会安定，但该制度规定本身及理论或舆论导向不得不让我们有所警示mdash;mdash;理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该法对劳资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及违法解除责任的规定的不当倾斜性，诸如：资方仅能在严苛的法定情形下解除劳动契约，劳方则有很大的解除劳动契约的随意性，亦未对劳方解除劳动契约以适当限制，包括解除“时机”限制，也就是说，既使是劳方出于恶意损害资方利益而解除劳动契约的行为亦具有合法性，当然亦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不仅如此，劳方既使违法解除劳动契约时mdash;mdash;严格地说就是没有履行“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或“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这一程序而已，也仅在因该解除行为给资方造成损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是资方违法解除劳动契约的，则无须以给劳方造成损失为赔偿责任的前提，且赔偿责任数额较高，带有惩罚性，此外，资方应首先满足劳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要求，甚至资方在合法解除时仍要向劳方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些严重倾斜性规定表明，劳资双方间“契约自由”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其结果可致对“劳方”无益的纵容，无益于劳资和谐，无益于企业共同体利益，无益于全球化背景下整体竞争力的发挥。另一方面，现“单边保护”“、一边倒”等理论之争或呼声，将劳资双方引向新的极致。本文拟以劳动契约解除为例，试图考察“倾斜保护”之理性，以期对劳资利益规整之和谐与发展有所裨益。 　　一、契约自由限制之理性mdash;mdash;mdash;契约自由限制系对契约正义而不仅仅是对平等的追求 　　契约自由的核心就是意思自治，即在契约活动中，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4]其成为私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为社会经济、文明发展贡献卓著。然而契约自由其流弊使经济上的强者利用契约为欺压弱者的工具，或以契约自由为掩护而影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5]因此，基于理性这种社会考虑，契约自由限制已为必然并为各国立法所体现。虽“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6]，这是因为，如果人们不顾及“枷锁”的束缚，而一往追及“放荡不羁”的自由，那将是对自由的背离，各人为己私利滥用自由的同时，也使自己受到滥用自由的威胁或危害，社会秩序及发展也将随之受虐。接受契约自由限制不仅为国家立法之理性选择，而且也为各人在观念上达成共识。自由类似于营养丰富且多汁的食物和香醇的葡萄酒，对于习惯它的人来说，是增强体质的，但是对那些身体虚弱不习惯它的人来说，就是极不合适并且最终会摧毁它的身体或者使其沉醉其中的。[7]也就是说，“自由”不是万能的，其功能的展现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