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风险约束,市场深化和产权结构的动态演变.docVIP

风险约束，市场深化和产权结构的动态演变 李勇 王满仓 [摘要]30年来中国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奇迹”，来自于金融和产权方面的改革功不可没。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压低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的金融环境，实现了金融领域的逐步深化（谈儒勇，1999；周立、王子明，2002；冉光和等，2006张维迎，1999；张军，2006Mckinnon，1973；Shaw，1973；（Stigliz and Weiss，1994；Kole and Mulherin，1997；Vickers and Yarrow，1999；Tian，2001）张维迎，1999）、隐性担保（张军，1994生产风险是指当企业面临着高成本（高收益）但风险很高的项目时会趋向于选择低成本（低收益）但风险很小的。企业的交易风险是指当经理人面临高努力（高回报）但受到机会主义威胁的时候会选择低努力（低回报）但不会受到机会主义威胁的努力水平。Mckinnon，1973；Shaw，1973；Goldsmith，1969；King and Levine，1993； Levine，1997；Levine and Zervos，1998Levine et al，2000等Stigliz and Weiss（1994）Hellman et al，1997，并与金融领域发生的事实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理解“经济增长奇迹”的主线。其中，林毅夫等（1994）认为：“赶超”战略和“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与林毅夫等（1994）的研究文献如出一辙，刘瑞明（2011）的研究文献注意到了国有企业低效率与金融抑制结构的恶性循环，并造成了对于公共服务的“挤出效应”和进一步的“增长拖累”，使得人们对于金融抑制与国有企业低效率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及其“增长拖累”又有了更新的认识。那么，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压低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的金融体制（“金融深化”），完成“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和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便成为摆脱当时经济困境，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然而，上述研究结论的成立需要以传统产权结构（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为研究前提。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源于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预算软约束”（Kornai，19；Dewatropint and Maskin，1995据姚洋、郑东雅（2008）的计算，从1954-1979年实施赶超战略的25年间，对重工业的平均补贴率为37.37%，比平衡战略资本存量多增加了64.7%。Dewenter and Malatesa，2001；Boardman and Vining，2006），也包括所有制与经济绩效不相关的结论（Kole and Mulherin，1997；Vickers and Yarrow，1999），同时，Tian（2001）的研究还认为所有制与经济绩效存在着U型关系。 拉丰、马赫蒂摩，此时金融深化和产权改革才能够带来合意的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形式化上述逻辑。 三、理论模型 由上所述，“风险约束”对于金融发展战略和产权结构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忽略风险的类型及其动态转化只会造成对于理论本身的错误理解和更为严重的政策“错配”。于是，基于Cheung（1983），本文扩展了Yang（1999）存在着M个事前完全相同的微观经济主体，M是一个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的两期跨时最优决策。同时，每个微观经济主体生产最终消费品y，对于最终消费品y，其可以使用中间产品x生产，也可以使用劳动直接生产。同时，在这个连续统中，人们既可以自给任何商品，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购买，那么每个生产者—消费者的迂回生产体系便可以用下述规划式表示： ，（效用函数） （1） ， ，， （最终产品生产函数） （2） ， ，（中间产品生产函数） （3） ，（禀赋约束） （4） ，（跨时约束） （5） ，（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 （6） 其中，、、、、、分别是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自给量、消费量和供给量。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为一个主观贴现率。和分别是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和。是（、和），可以看成是迂回生产程度。为决策者的保留效用。，；否则，。、分别代表生产力，分别是中间产品的成本，）。上述决策变量中，、和是随机变量，满足： 如果，那么， 如果，那么； 如果，那么，如果，那么。 这里，的随机性代表了“生产风险”，的随机性代表了“交易风险”。和分别是每个微观经济决策主体为了避免生产风险和交易风险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分别是介于0和1之间的参数，，，。。中间产品的“生产风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