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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消逝是当代的一个突出现象 且是全球性的 2014年04月23日 11:23 来源：南风窗 作者：李北方 .既得利益阶层把自己的孩子变成“觉新”，在改革中受损的阶层的孩子就难免要变成“鲁大海”（曹禺戏剧《雷雨》中的人物，进步的煤矿工人）。青年的两重含义互相分离又互为依托，与青年这种心态相关的历史使命仍然需要生物学意义上的青年来完成—躯体和精神必须实现结合。 原标题：青年的浮沉 所以，青年是否成为青年，取决于作为世界的实际控制人的成年人。他们生产着造就青年的意识形态，向青年人灌输何谓青年；同时，青年是否会将本能的叛逆发展为革命性的理论和行动，则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为下一代负责。 分析催生青年的几方面原因，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内在的矛盾：青年阶段的拉长意味着人在成长中作为上一代的依附者的时间增加，这无疑会压制青年的反叛，与意识形态对青年精神的召唤是冲突的。于是，青年是否有足够的冲动和意志摆脱依附地位，站起来挑战旧观念，除观念塑造之外，还需要从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寻找原因。 中国“新青年” 青年在中国兴起，是很晚近的事情。学者陈映芳总结说，“在清末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我们都知道，清代一直延续到1911年。 产业革命在中国迟迟没有发生，当然是青年阶层出现得晚的重要原因。此外，传统文化毫无疑问也压制了青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孝”，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无君无父”；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3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虽然子还曰过“后生可畏”，但这里的“后生”是按照“先生”的尺度度量的。 青年观念的发生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但不发则已，一发便不可收拾，对青年的推崇在一些人那里被推向了极端，钱玄同就曾提出主张，人过了40就应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说这话的时候，钱玄同已经30多了，到了40岁，他当然没死，一群文人就调侃他，鲁迅写诗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40”。 为何会有钱玄同的这种激愤？首先是因为国恨家仇，中国沦为被西方列强瓜分的鱼肉，不断地割地赔款，民不聊生。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救亡的责任与希望首要在青年；而中国沦落到那般地步，责任必定在“老人”，在传统。 梁启超在1900年所做的《少年中国说》率先把少年与老年这两个意象对立起来，“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唯留恋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进取。唯保守也，故永旧；唯进取也，故日新。”作者唾弃“老大中国”，而期待“少年中国”的出现，“少年中国”的希望则在少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陈独秀1915年为《新青年》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同样热情洋溢地赞美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陈独秀将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带入了论述，“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这二位都已经有意识地在区分青年的两重含义，呼吁二者的统一。梁启超引用西方谚语，“有3岁之翁，有百岁之童。”陈独秀严词抨击青年的颓废，“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在家国关怀之外，促使青年起来反叛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压迫。对穷人而言，是没饭吃的问题；对大户人家的子弟，则是所谓的封建礼法，最直接的恐怕是恋爱自由的匮乏。从巴金小说《家》中的3兄弟可以观察到青年崛起中的一些问题，老大觉新属于“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对长辈逆来顺受，因为其生计依托于长辈，虽然对新思想有所同情，但走不出反抗的一步；老三觉慧尚无生活的负担，在新思想的感召下走出家庭，当了大家族制度的批判者；老二觉民介入二者中间，在老三的鼓动下敢于做出一点反对包办婚姻的事来。3兄弟年纪相差不多，但思维差异巨大，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动的迅速，以及“青年”诞生的突然性。 “五四”一代的“新青年”，既是召唤出来的，比如毛泽东年轻时就受到梁任公的极大影响；也是形势催逼出来的，中国在一战中站在了战胜国一方，战后列强却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直接促发了“五四”运动。 从爱国主义开始，“新青年”一步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个史诗般悲壮的历程，其展开有赖于青年的两重含义的有机统一：青年的革命思想和青年的英雄主义作为—战争毕竟是年轻人的事。这里借用金一南将军那句言简意赅的带着沉重的话：那是个年纪轻轻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