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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功能论与音乐教育的意义与目标 　　【内容摘要】文章主要是沿着音乐的功能学理论的基本脉络展开讨论，即音乐的三个主要功能：宣教功能、精神功能与情感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主要功能决定着音乐教育的基本方向和美学理想。结合中国与西方的美学历程，发掘音乐教育不断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和理论支点。 　　【关键词】音乐功能论 游戏说 文化的祛魅 音乐教育 以美育代宗教 　　随着我国音乐教育体制的日渐成熟与完善，明确音乐教育应当采取怎样一个教学目标与方法，以及实现怎样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是有责任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共同思考的理论问题，这不仅是音乐教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也应被视为音乐教育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主要命题。音乐教育应具备怎样的功能？基于这些功能结合当下音乐教育的理论思潮与教学实践，从而得出音乐教育的终极意义与其要实现的目标。当然这个问题应该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人生的、社会的、艺术的多层次的音乐教育意义与目标有待于我们认识并实践。因此，以音乐功能论为纲，可以促进我们展开对于音乐教育发展的思考。 　　从东西方对于音乐功能的观念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主要的功能，即宣教功能、精神功能与情感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主要功能决定着音乐教育的基本方向和美学理想。 　　从音乐史发展的角度回溯音乐功能观，其宣教功能是我们首先要进行理论探讨的。任何艺术都具有基本的实用功能，如美术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主要用于“象形”，是对对象在视觉层面上的记录；而舞蹈则主要和巫术仪式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巫”与“舞”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本就是一个字。对于音乐而言，音乐的早期功能是巫术与教化，而且这两大功能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是人类文化理性化进程的结果。从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观念来看，艺术早期的功能均与巫术仪式相关，如洞窟壁画和原始乐舞都是巫术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人与自然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与发展，巫术与原始宗教的仪式必然由一个“非理性”的巫觋文化向一个更加理性化、秩序化的道德文化方向进行拓展，亦即马克思·韦伯谈到的“文化的祛魅”。从西周开始，中国礼乐文化勃兴，中国音乐的文化形态也从巫术仪式的附属物成为道德宣扬的主体内容，并在西周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华文明的全面成熟与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在文化领域最为庄重与严肃的体现。应该讲“礼乐文明”源于商以前的巫觋文明，并加以理性化的结果，在对待音乐艺术的问题上，保证巫术仪式中音乐的表现性并赋予其道德教化的文化特性，从此音乐与道德宣教就结合在了一起，《尚书·虞书·舜典》中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音乐的感性、和谐特质成为人性教育的最佳途径。 　　而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尤其重视音乐的道德教育功能。《论语·泰伯》中说：“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包括音乐）对于完善的人格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乐”为“六艺”之一，其重要性被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如《论语·先进》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然而，对于音乐风格的品鉴，孔子也与道德品格进行了有机的关联，《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而对于音乐风格的批评方面，孔子认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应该说孔子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后来儒家学者看待音乐教育的观念，《荀子·乐论》中说：“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之足以辩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这种将音乐与道德宣教相结合的思想发展到了公孙尼子的《乐记》那里，应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乐记》不仅强调了音乐与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为这种关系找到了一个美学范畴加以描述，那就是“和”。也就是说只有达到“和”的标准的音乐才是合手“天道”的，才是乐理的象征，“大乐与天地同和”。应该讲《乐记》很好地实现了音乐表现理论与教化理论的结合，是中国古典音乐美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凡乐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 　　实事求是地讲，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古典音乐理论以道德宣教为其主要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音乐美学理论与当时的视觉艺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我们再将视角转移到音乐艺术的精神功能，所谓精神功能即音乐艺术所能实现的音乐唤醒人类心灵，使人达到至善至美的永恒境界，亦即海德格尔提到的“精神的栖居”。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