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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日记风波本末 文/李冬君 1、到欧洲去 郭嵩焘为什么要到欧洲去？因为欧洲人又要打来了。 为什么欧洲人要打来？因为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 “马嘉理案”是怎么回事呀？云南边民打死英国人了。 死者马嘉理，为英国驻华使馆译员，奉命前往缅甸，迎接英国探路队入滇。探路队全副武装，鸣枪而行，打死中国边民。边民反击，击毙了马嘉理，探路队一路逃回了缅甸驻地。这就是“马嘉理案”，也称“滇案”。 此案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以“野人”劫财上奏，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此十分不满，一口咬定是岑毓英有意制造的反英事件，要求惩办。遂以武力相威胁，要清朝速派“道歉使团”赴英通好谢罪，并拒绝同李鸿章谈判。 可“道歉使团”派谁去？朝廷选来选去，选中了郭氏。 郭氏由闽泛海至天津，约见英国公使威妥玛，致函如下： 大清国钦差出使大臣郭嵩焘谨奉书大英国钦察微公使大人阁下…… “大清国”与“大英国”并列，此格式，他可能是始作俑者，誉之者谓之开风气，斥之者以为有失国格，大清自命天朝，并列就等于降格。 此函，非大清朝欲降格以求，而是郭氏本其一贯“通情达理”所致。自滇案发生后，威妥玛曾提请清朝行文时，应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大英国”，不仅要将“大英国”与“大清国”并列，还要把“大英国”写在抬头上。清朝不敢反对，也不想答应，朝廷上下没人愿意开这个头，惟有郭氏破了头。 郭氏这么做时，是以自己的方式，他认为“循理”应如此。 他在信中，称威妥玛为“贵大臣”，说他此次赶回来，就是为了“与贵大臣一晤叙”，可“贵大臣已赴上海”，故问威氏“返旆何时”？ 于是，郭氏先去北京上任，在总理衙门行走。上任前，他还奏了一本，《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戕杀英官重案折》，此折一出，惊动朝野。 他说：滇案难结，在于岑抚“举动乖方”，“一诿罪于野人”，未查明实情，据实奏报，又指出，彼虽有功于国，但功是功，过是过，各不相掩，遂请旨议处，“责以酿成事端之咎”，“以服洋人之心”，尽快解决滇案。 本来，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就提出与中国互派公使，但都被清朝“正言覆绝”了，结果是，只见外使进，不见清使出，士大夫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遣使，“徒损国体”而已。 而郭嵩焘却乐意去，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此言一出，同僚视为“汉奸”，同乡“耻与为伍”，还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氏不管士大夫们在他身后骂翻了天，依然前去拜会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赫德说，我是英国人，当然要站在英国的立场上，但我还要为中国办事，所以，我起沟通作用。还说，英国对华没有领土要求，只求互利。 郭氏徇以出使事宜，赫德说，宜早不宜迟，早去早有利。 在等待出使期间，郭氏读了洋人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翻译的《星轺指掌》，“星轺”，是出使的意思，这是一本为出洋考察的清朝官员编译的书。他读过以后，去与丁氏交谈，说书中“尤多见道之言”。还有一本是韦廉臣写的《格物探源》，他说，洋人著书，多以格物为名，与程朱之学相通。由此可见，他是如何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消化西学。 当年攻击过徐继畬的李慈铭，又跳出来骂郭氏“徒重辱国而已”，他读了郭氏写的《礼记质疑》，让人来转述意见，说“质疑”二字，是有意设难，会启动后生轻议先儒之心，建议改为“补注”，而郭氏却以为不妥。 对于传统，是“质疑”，还是“补注”？这不光是治经学的两种态度，还是对待办洋务的两种态度，是拿西学来“质疑”中国，还是用西学来给中学作“补注”？这两类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出处，即谁来作主！“质疑”，是追求真理，为“自我”立言，让“自我”作主，而“补注”，则是跟在先儒后面，添砖加瓦，拾遗补阙，成为传统的追随者，让先儒来作主。 郭氏用“质疑”的眼光巡视传统，却没有扬弃传统，他与徐继畬一样，坚信先王之道“至大无外”，“放之四海”，以先王之道为纽带，可以把东西方统一起来，只是先王之道已走向西方，中国必须“礼失而求诸野”。 有人给他起了一卦，占出洋吉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 过了两天，他在兵部值班，被太后召见，问：威妥玛可时常到署？曰：有公事时亦常来署会议。问：近来可提起云南一案？曰：近来不曾提起。 接下来，他就开始“说”了：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可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经洋人一回要挟，中国亦伤一回元气，应付之法，在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请注意，他在这里，以“洋”取代了“夷”，越了华夷之辨的樊篱。所以，太后再问时，便说：他们只是得一步，进一步。既不言“洋人”，亦不言“夷人”，而是用了“他们”。 可他似乎并未察觉，接着说：得步进步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