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从能力到奉献.docVIP

从能力到奉献 恩斯特·博伊艾 当代大学生不清楚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起的作用。他们将精力致力于对其而言最为真实的东西：追求安全感，积累物质财富。他们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实力，但同时也承认自己的迷茫：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们应该置自己的信仰于何处呢？大学生们在寻求价值认同与生活的意义，并且正如我们其他人一样，令他们深感苦恼的是如何面对一方面是服务他人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遁入一个永远停留在自我利益的小圈子中的诱惑。 最终，本科教育的质量将由毕业生参与社会与公民活动的主动性来衡量。雷霍德·尼布尔曾经写道：“人只有承担义务才能了解自我，只有找到一个超越自我以外的中心，才能发现自我。”最理想的本科教育应该反映在真正的超越自我之中。即使在这样一个锐不可挡、竞争激烈的时代，期待大学生接受正直、礼貌、甚至同情心是不是要求过高？希望毕业生在文科教育中学到的知识能在处理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之中发挥作用，这种做法得体吗？ 显而易见，大学毕业生要履行公民义务，这就迫切需要美国教育帮助填补公众政策与公众理解之间危险的、并在不断变宽的鸿沟。建设性思考政府议程所必备的知识似乎正日益超越我｛门的理解能力，许多人认为通过公众参与来解决复杂的公众问题已经不再可能。他们问，非专业人员在不懂得专业语言的情况下，怎么能探讨重大政策的选择呢？ 核能利用是该扩大还是该削减？能否保证足够的水供应？如何控制军备竞赛？大气污染的安全指数是多少？甚至连一个人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这类部分需要依据抽象推理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政府议程。 公民们带着类似的困惑试图理解有关星球大战的讨论，弄懂威慑与反威慑的高科技术语。甚至那些曾经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属于地方性的事务—区域划分法规、废除学校种族隔禺、下水道问题、公共交通问题、互相竞争的有线电视公司之间申请许可证等—都要求专家参与，他们讨论技术细节，但常常不仅没有阐明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一团糟。因而，正是公民生活的这种复杂性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量，要求公民更多地参与，而不是相反。 对那些关心“民治”政府的人来说，他们对于公众在理解方面出现的滑坡这一事实不能置之不理。在人类生存吉凶难卜的危急时刻，无知不是可接受的选择，让洞察力有限的专家来完全控制政策的做法同样不能令人容忍。作为公民，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教育自己更好的方法，如果不能提出难题并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洲门做的任何关键性的决定都是在冒险，因为这些决定不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而是基于我们对一批批所谓的专家们的盲目信任。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大批消息灵通、关心他人的人士。作为公民，他们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互相学习、积极参与到民主进程之中。 我们需要关心公众事务的人，他们能参与调查，知道如何提出合适的问题，了解公民政策制定的程序，并时刻准备着就影响未来的问题做出有根据的、敏锐的判断。显然，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单独机构能够提供我们所要求的领导阶层，但是我们确信，如果民治的政府要想长期存在的话，大学也许比其它任何机构更应该提供我们国家所急需的、开明的领导人。 要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要求看问题的视角不仅要着眼于国内，还应放眼全球。当代大学生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与文化。自从人类进入太空后，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都是这颗独一无二的星球的监护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星球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相互依存，越来越不稳定。如果学生们不能超越自己、不能更好地理解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那么他们富有责任感地生活在这个复杂世界的能力就有降低的危险。 世界也许还没有成为地球村，但是我们关于邻里的概念必须拓宽。当干旱肆虐在撒哈拉沙漠时，当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战争产生大量难民时，政治地图上那条虚线既限制不了我们的同情心，也限制不了我们的理性思维，我们逐渐开始懂得饥饿与人权像武器与条约一样，决定性地影响着联盟。与笼罩在我们人类心灵上不祥的蘑菇云相比，其他一切问题都显得那么渺小，每个学生都应了解这些现实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责任。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校园里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极为缺乏，有时甚至还有对我们的世界漠不关心的现象，这种情况让人极为担心。难民从一个国家涌向另一个国家，但极少学生能在地图上指出这种大规模的迁移，戴讨论造成这种饥荒、战争及贫穷的原因。世界上的哲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及艺术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做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却鲜为人知或被人很快遗忘。 虽然部分学生具有全球意识，然而绝大多数人，尽管也隐隐约约地关心他们所生活的、人们需要相互依存的世界，但对其了解却不够充分。 巴黎圣母院大学的威廉·图黑牧师最近写道：“许多大学的问题在于，通过在其高高的围墙内营造受保护的小团体，并过于投入对学生筑巢本能的培养”。 综上所述表明一点：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巨变，变得更加佣挤，更加相互依存，更加不稳定。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