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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方卫平：阅读像初升的太阳照亮心灵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主张把理论研究与儿童的语文学习现场结合起来，倾心于经典、优秀儿童图书的推广。 方卫平 　　■获奖理由 　　方卫平，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方卫平一直以把学院派的儿童文学理论探究与当代儿童的语文学习现场和日常阅读生活结合起来，作为他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主要方向。 　　儿童阅读、大众阅读的当代价值、特征、途径、方法等究竟怎样，这也是方卫平近年来学术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围绕这些论题，近几年来他陆续发表了《让阅读照亮人生》、《儿童文学不应“与童年为敌”》、《把阅读的快乐还给孩子》、《在阅读中找到精神的故乡》等数十篇文章。他在图画书等新兴阅读门类的研究、介绍和推广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他撰写的专著《享受图画书——图画书的艺术与鉴赏》完整地体现了他关于图画书的学术思想和阅读推广实践。 　　为儿童和成人读者选编、推荐、介绍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让自己多年的阅读积累和心得成为一种公共阅读服务资源，也成为了方卫平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之一。10年前，他参与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风靡一时，成为1949年以后最受欢迎的一套课外语文读本。近年来，他更是倾力编选了《最佳儿童文学读本》、《最佳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等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 　　近几年来，方卫平还应邀前往苏、沪、鲁、闽、皖、粤、陕、甘、豫、浙等地的学校、图书馆，为儿童、教师和学生父母做了百余场儿童文学阅读和语文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深受听众的欢迎。 　　方卫平一直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这些特殊读者群体的阅读生活，体现了这个时代阅读推广人的一种重要关切，他热心组织和支持研究生、大学生赴贫困地区开展阅读普及活动，带头并组织同事向民工子弟学校和孩子们捐赠图书。 　　在方卫平主持下，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成为具有一种对世间儿童关爱乃至悲悯情怀的机构。汶川大地震后不久，研究院的老师们就编写了儿童心理自助图书，并捐赠送往地震灾区。在方卫平身体力行的影响下，研究生、本科生纷纷去给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讲故事、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利用暑假与媒体合作，为孩子们放映优秀的儿童电影。这些工作，对于研究院强化“关注儿童、服务儿童”的学术意识，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读书故事 　　从1967年上小学，到1977年高中毕业，中小学的十年光阴，我的少儿时代几乎恰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相伴随。在这个懵懂的年龄，我的记忆中收藏的是关于刘邓陶、彭罗陆杨的倒台，请红宝书、请主席宝像、“天天读”这样一些事件和场景。大约8岁的时候，我获得了平生第一份学习奖品——一本开本比我的手掌还要小的红宝书“老三篇”，扉页上写着“奖给近郊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 　　我所就读的双屿小学，属于当时的温州市近郊区管辖。 　　这样的追溯也许过于遥远。但是回想起来，这样的事件和场景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基本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记忆，也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基本的精神来源和背景。当然，更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关于那个时代虽然贫乏但却十分生动的文学阅读的记忆。我的书柜中至今仍保存着《闪闪的红星》、《渔岛怒潮》、《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虹南作战史》等“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虹南作战史》，这都是一些曾经让我和我的童年伙伴们甚至是长辈们读得如痴如醉的作品。记得有一次，邻居一位杨姓同学的父亲把《闪闪的红星》还给我时，满脸喜悦地告诉我说，这本书他读了两遍。“文革”时候出版的著名作品，我读过不少，特别是浩然先生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欢乐的海》、《大肚子蝈蝈》（这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集）等，我都曾读过，而且现在想起来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一本书我都读得十分痴迷。 　　连环画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读物之一。我和弟弟曾经拥有过大约300余册“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其中包括《三条石》、《杨国福》、《二十响的驳壳枪》、《红山岛》、《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等。在通往学校路边的乡村供销社的柜台里，瞪大眼睛发现新到的连环画，成了我和弟弟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连环画的阅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上，的确曾经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 　　■推荐书目 　　《我是白痴》 王淑芬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小说透过智障男孩彭铁男的视角呈现了一个智障孩子眼中的世界。智障给彭铁男的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烦恼，但童年天真淳善的心灵却足以过滤掉生活的苦涩，留住单纯的快乐。小说在幽默的笔法中透出对童年、人性、人生的深刻思考。 　　《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 [英]大卫·帕金翰著，张建中译，华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