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 .doc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 周东华 学术批评网 回顾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发现，19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1]），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2]，主张进行“拨乱反正”式的重写历史，这种激进论的观点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告别革命”[3?]说。  “告别革命”说的激进论断宣布与旧范式决裂，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新范式，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所宣称的新旧不能两立的绝对二元论也使得新旧范式之间的隔阂、误解日增，从而，对新范式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近年来甚至愈演愈烈。比如，2000年12月，一份受教育部社科司委托起草并得到审稿会“一致认同”的《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历史学咨询报告》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突出了“近代化”历史要求的“新”看法。“尽管这一看法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并不等于这种看法真正得到了纠正。”[?4]2001年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九五”委托项目的最终成果宣称“以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理论来重写中国近代史，则已成为一种风气”，“把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人为地对立起来，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5]同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的一篇名为《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专题论文，更以战斗檄文式的文字对所谓的新范式提出根本质疑，认为“旧范式”不是“僵化模式”，“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相反，新范式将百年中国史说成“一场现代化史”，“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因此，“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6]；而且给新范式扣上以“假设代替既有事实”的方法论弊病，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7]，把这种批评推向高潮。  对于这一类批评，笔者虽然已经进行了回应，[?8]但考虑到新旧范式问题是涉及近代史如何研究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再次进行全面、系统地说明。而《思考》一文基本上全面代表了目前学界对新范式的所有质疑、误解与消解，以此为突破点，也应该比较能够说明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思考》一文本是针对冯林主编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做的评价，与笔者本身并无关系，笔者也无意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某些观点作辩护或翻案；相反，与《思考》一致的是，笔者也不同意《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的诸多观点，诸如《思考》批评的“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9]等论断。 一、?旧范式、新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必先正名  从目前学界对“现代化范式”的质疑看，第一类是由“新旧范式”不区分的问题引发的，例如《思考》批评的所谓“近代史仅仅是一场革命史”就是对“旧范式”的误解；例如《思考》本身认为的“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就是“现代化范式”就是对“现代化范式”的误解，这都需要先正其名。 什么是“旧范式”？《思考》认为所谓“旧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一框架中，“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诚然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但并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仅仅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所谓以‘农民起义为主线’”。应该说，《思考》对何谓“旧范式”的回答是准确的，其精髓与50年代近代史的“旧范式”确立时所谓的“骨 干”说或“主流”说的看法基本一致，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概括。既然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革命”是骨干，那么革命之外的“阶级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就是让“骨干”丰满起来的“血肉”，从这个角度说，旧范式指导下的近代史研究的确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 何谓“新范式”？《思考》认为就“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框架”。“现代化范式”作为一种“新范式”，固然以“现代化”为视角来建构近代史，但是，问题是，是否所有以“现代化”为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的所谓“新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