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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不是最可靠的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经营者贫穷是国企脱困的雷区? 朱锛基总理开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们也列在了下岗人员之列．1999年3月，他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斩钉截铁地说：搞好国有企业，关键是在领导班子建设，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达不到标准的，限期整顿；对因经营管珲不善而严重亏损的企业的一把手，一午黄牌警两年予以撤换；对贪污受贿、腐败堕落 据统计，1998年国家共对7．1万个国有企业的15．6万名领导进行了调整，有近4．3万名领导被免职，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在出事的企业领导中，成为1998年新闻人物的是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裁褚时健，他的案件深深触动了朱总理。由高级法院承担．审的案件在国内仅有三例，第一例是陈希同案，第二例是“世纪大盗”张干强案，第三例就是褚时健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这位在17年间塑造了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并创下800亿利税的企业家，身败名裂于贪污腐败。1999年1月9日上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这一类的悲剧被称为国有企业经营看的“59岁现象”。由于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滞后，经营者的物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行将退休的时候心理失衡，贪污受贿，腐败堕落。 1999年，国务院将向国家重点企全面派驻稽察特派员，以铁腕整治企业，为国企脱困的目标铺平道路；同时，维护国企经营者权益的呼声也在全国高涨，不少国企经营者认为：经营者因为物质待遇上的贫乏而导致的懈怠消极现象，是阻碍国企改革的重要原因。对待国企改革中肩负重任的经营者，在精神激励之外，是否需要用金钱来为他们“保驾护航”呢? 褚时健，引发企业家权益之争 褚时健最后的贡献，是他的锒铛入狱引发厂一场关于企业家价值的全国性大讨论。 在褚时健辩护人马军律师长达1．6万字的辩护词中，尤为突出强调的就是褚时健对云南乃至全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马军说：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褚时健一个人的悲剧，他是一个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同时他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 在褚时健出任厂长的17年中，“玉溪卷烟”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元的利税，而他全部的收入仅为80万元，其比例为10万分之—，即相当于”玉溪卷烟”每创造1亿元利税．他的收入才为lOOO元左右，如果算上“红塔山”352亿的品牌价值，他的收入比例将降至649元。马军说：一个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元利税的企业的领导人，17年的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这如何体现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价值? 马军认为是客观现实的不公导致了褚时健心理的失衡：“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以及那种不抓老鼠电不吃鱼的描是完全不—·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描没偷吃鱼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褚时健现象已成为企业界的一个普遍问题。近些年来在同一个坑甲跌倒的知名企业家为数不少。中信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纪鹏感慨道：“中国有80％的国有企业搞得不好，而在搞得好的20％企业中，却有相当多的企业家结局不好。我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企业家个人问题，还是制度性因素?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企业家不犯这样的错误，我认为产权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家为什么值钱?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创造财富的第四人要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不但造就了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发展，也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推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企业家价值有其特殊的一面。美国有一种流行观念：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是企业家，二流的人才是大学教授，三流的人才是总统和政客。8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低潮期，一位经济学家曾言：如果有50个真正的企业家，就可以振兴美国的经济： 在现有体制里，企业经营者境遇成为萌生“59岁现象”的温床，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认为：严格地讲，体制内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上级部门在观念上一般是把他们作为一定行政级别干部来看待，在工作安排上，一般是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来“就位”的；对待经营者的要求和考核，采取的是同党政干部大同小异的标准；在对业绩突㈩人员的激励上，最大的激励往往体现为“加官晋级”。在这种体制下，体制内企业经营者个人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同体制外的企业大相径庭，并不是奇怪的事情。由于作为“企业家”，其价值和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和实现，他们缺乏一种千方百计追求利润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单靠道德力量所不能解决的。 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