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解读《荷塘月色》.docVIP

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荷塘月色》解读 孙绍振 虽然人们都在人文精神的基本精神上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对于什么是人文精神却一时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这也并不奇怪，早在九十年代初，上海的学术界曾经发动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为时数年，并未能得到共识，就连人文精神的定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就难怪在课本编写和教学方法上，产生不同的见解了。在一些学者看来，人文精神就是拓展青少年的个性、情感、想象、意志、独立批判的精神和面对消极现实的勇气，而另一些学者则可能以为青少年时期，过多地让他们面对消极的文本，有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在对具体经典文章的取舍上，发生争论，甚至很激烈的争执，是很难避免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戴着白手套的，改革者，都免不了要忍受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限于观念的分歧，而且还包含着原有水平与改革的迅猛发展不能同步。最明显的是，《课程标准》规定了“多元对话”的原则，但是，一些课本的编写者和老师，甚至是权威的老师，拿手的还只是社会学的、反映论的解读方法。这样就很难保证多元对话不变成一元独白。比如，一讲到《荷塘月色》，就只有一种思路，那就是社会学的政治功利价值，该文写于1927年七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的苦闷，肯定是反映了当时既不能投靠国民党，又不能奔向井岗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徬徨。赖瑞云先生在他的专著《混沌阅读》中说，对《荷塘月色》，在九十年代以前，有六种解读，有四种说法都把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不宁静，直接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对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不满，表现孤独的苦闷傍徨，寻求在一个清冷幽静的环境中解脱而又不能。九十年代以后，看法没有多大改变，只是论述的时候，引用了朱自清当时的《那里去》和《一封信》，还有朱自清夫人的回忆。旨在说明朱先生当时也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但是他“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可又不安心于超然，证据就是《一封信》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这句话：“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当然这种逃避是不轻松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钱理群先生在1993年第十一期的《语文学习》作了更为细致的阐释：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杀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既反感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产生了不知“哪里去”的“惶惶然”，“认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有一种负罪感。钱认为《荷塘月色》的宁静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的避难所”。 但是，上述种种说法，说来说去，从价值观念来说，仍然是一元的，局限于社会功利的价值范畴，在这种价值观念以外，是不是就没有其它价值了可言呢？似乎还没有人去认真思考过。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两点可以值得深究。第一，光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的苦闷作为大前提，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来。因为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的(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第二，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个性，也不足以彻底分析《荷塘月色》的特点。因为，个性和瞬息万变的心情并不是一回事。个性是多方面的，有其矛盾的各个侧面；个性又是立体的，有其深层次和浅层次。一时的心情充其量只是个性的一个侧面，矛盾的一个方面，心理的某一个层次。《荷塘月色》写的是，他离开家、妻子、孩子之后一个暂短的时间之后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变化万千的。而文章的要害，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在特写空间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比较稳定的个性。在《荷塘月色》中，作者明明说了：有两自我，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写的恰恰是超出了平常和自己。不管是八十年代的教参，还是钱理群先生的分析，都局限于平常的自己，而文章的生命恰恰在于“超出了平常的自己”。 文章一开头就说“这几天心里很不平静”，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应该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平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其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一些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家庭的矛盾，就不能在文章中有所表现吗？如果表达得好，有深度，就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吗？　　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什么叫做分析？分析就是把本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