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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成书之探索》商榷 熊人宽 摘要：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但缺少文献佐证。汤先生认为：“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楚辞章句》的惯例”。断言：“《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而书中许多《九歌》、《九章》有注而《九辩》未注的反证，否定了此论断。《楚辞释文》编者既更改了《楚辞章句》的书名，又更改了《离骚经》的篇名。可见它不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 关键词：《楚辞章句》；《九辩》；结集成书；王逸 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之探索》之文影响很大。其结论已经被学者广泛征引，如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楚辞类小序”、“楚辞章句十七卷”；周建忠《楚辞考论》论“楚辞的形成”等 皆用汤先生之观点。汤序波先生说：“学术界现已普遍接受了他的这个观点。如蒋南华、赵逵夫、崔富章、周建忠等先生一再为之肯定与称引。”下面仅就此中文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基础脆弱1 汤炳正先生1963年发表的《〈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探索》[1《江汉学报》1963 01 P49-57] 其“《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但缺少文献佐证，距离“史实准确，考证扎实”还差很远，只是个“猜想”而已。 学术研究需要猜想，但是不能把猜想说成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能不顾众多反证，“仅仅以五代时期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为基础”，就推演出“《楚辞》编辑五阶段论”。 黄灵庚先生说:「汤先生的结论仅仅以五代时期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为基础，没有其他文献材料得以佐证，未免有些脆弱、单薄。《楚辞释文》的目录是否即是刘向、王逸《楚辞》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断语。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则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说明《楚辞释文》并非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2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郭建勋先生说：「汤炳正先生据《释文》古本，将《楚辞》的编辑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并推测刘安及其宾客将当时所能收集到、并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与宋玉所编之第一组“楚辞”合，再附上《招隐士》一篇，汇成一个集子，集名曰“楚辞”，也就是说，刘安时已有了命名为《楚辞》的合集本了。⑧我们认为，以刘安居于寿春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充足的财力、人力，当然不能排除他组织宾客搜集、整理屈作的可能性。但汉武帝时，还没有裒集此类作品的风气，在《史记》以前，亦无“楚辞”之名。验之史实，《汉书?淮南王传》言刘安及其宾客之著述甚详，却并未提、及所谓.“《楚辞》、”，王逸《章句》及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于此事亦未着一词，且迟至《艺文志》，也只载“某人赋若干篇”或“某人歌诗若干篇”，仍未出现任何形式的“诗赋”集子。要言之，刘安及其宾客虽罄理过屈原辞作，但都是以单篇形式进行的，而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编集起来。」「自刘安给《离骚》作《传》以后，屈作的注释者亦逐渐增多，但由于它们当时是以“篇”为单位流传的，因而现在可知的当时的注本均为单篇，且都是屈原的重点作品。《楚辞章句?天问叙》曰:“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杨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又《离骚叙》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以上王逸所言之作，今皆不传，未能详考，但除刘安之《传》外，西汉有刘向、杨雄解说《天问》，东汉有班固、贾逵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却清楚地表明了王逸以前汉人以单篇形式注解屈辞的真实情况。」[3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P64） 怎么理解：“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 2 汤先生说:“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这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1（P49）] 胡念贻先生也说过：“王逸《楚辞章句》叙里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这十六卷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拟《楚辞》的作品。这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依据的本子。”[4《楚辞选注及考证》（P264）] 陈锦剑先生也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刘向将屈作与‘后世雄俊’之辞作为了十六卷。”[《〈楚辞〉专题研究》广州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0 05（P22）] 这些说法似乎都是对“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的误解。 《楚辞》中汉人称之为“经书”者只有《离骚》。若刘向“典校经书”是指《楚辞》，则刘向的《九叹》（《楚辞章句》第十六）不应包括在“典校的经书”之内。刘向不可能把自己写的《九叹》，称为“经书”、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