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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战役以后，五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敌人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做“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而且还这样对付他自己区域里反对他的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前，我们还有一些行动：一方面在北线继续坚持斗争；另方面又组织了东方军，打了连城附近十九路军的老虎师长区寿年这个师，接着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时十九路军感到威胁很大，于是陈铭枢就写信给蔡廷锴说：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与我停战，联合我们反蒋，和我们讲条件。以后就搞什么生产人民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候北线敌主力蒋介石的部队正向苏区边境集结，待机进攻，于是三军团就从福建撤回来了。五军团去接应，开到顺昌后也撤回来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利用。 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洵口一战到团村，这是第一段。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