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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与就业关系：一个对比分析 陶坤玉，周人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北京 100872） [摘要] 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是牵涉经济管理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国内外相关研究几乎全部建立在新古典技术分析的基础之上。基于“古典—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分析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在于：FDI与其货币工资总额增幅正相关、与其它企业货币工资总额负相关，由此间接建立中国FDI与就业关系。社会哲学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FDI）；就业；新古典；凯恩斯；民生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环节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占比重最大，其绝对数量于2002年成为全球之最；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指向。深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两者的关系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之根本，意义重大。 文献综述与研究进路 国外学者关于FDI与就业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Nigel Driffield 与Karl Taylor（2000）以英国作为东道国分析了1984到2000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指出FDI导致的在外国部门与本国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外溢（productivity spillover）加大了工资的不平等性以及对本国熟练劳动力的更多的使用，进而由工资的差异性导致了就业增加与否的不确定性。Edward M.Graham 和Erika Wada（2001）以FDI的来源以及在中国投入时分布的地区为分析的切入点，指出了在90年代后期（96-99）FDI主要来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投资更加集中在本国市场、资金更加集聚在沿海省市，这使得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对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作用。Christoph Ernst（2005）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例，时间跨度为1990-2002年，研究表明由于FDI进入的方式和部门的原因，90年代后大量涌入的FDI对于就业的影响总体是不如人意的，但相对拉丁美洲而言，中国跨国企业（TNC）对于就业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原因在于劳动力更多地雇佣在了有较高劳动密集度的部门。Xiaolan Fu和 V.N.Balasubramanyam（2005）通过将FDI引入Smith-Myint的出口剩余模型(vent for surplus)并运用计量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FDI与城镇企业和乡村企业(china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国有企业进行对比。作者主要侧重于说明引入的FDI多分布在出口部门，吸收了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对改善中国的就业情况有着积极的作用。Chang-Tai Hsieh（2006）在Brian J.Aitken 和Ann E.Harrison的“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基础之上，分析了FDI对中国本国企业的影响，指出FDI对于其投入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的平均生产力（资本的、人力的）的提升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FDI对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有正效应。 国内学者关于FDI与就业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李海舰（2000）认为如果将改革开放20年分为三期，那么从1980年到1995年，FDI起到了扩大就业的作用，从1996年到1998年仅起到了转移就业的作用，而从1998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种扩大失业的作用。黄为民（2000）通过回归分析认为FDI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综合影响为负。牛勇平（2001）试图通过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来分析外资对就业的实际绩效，认为在总量上FDI对GDP和就业有一定影响，其中港澳台企业较为显著。蔡昉、王德文（2004）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FDI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效应。张建勤（2005）在对利用FDI数额、FDI进入模式、FDI来源与结构等创造就业效应的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强调FDI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黄旭平、张明之（2007）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FDI对就业和工资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其冲击反应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金碧、陈仲常（2007）从FDI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特别地在模型中加入反映FDI独资化倾向的变量，结论认为FDI与其独资化倾向均对就业有着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