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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刍议 摘要：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我国形式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拟从世界其他国家对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取得良好成效的司法实践出发，与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司法实践进行比较，得出我国当前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迄待完善的结论。同时，经过与日本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比较，对我国当前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权益保护 制度建设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历史 刑事被害人，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合法权益受到犯罪嫌疑人侵害的当事人。而对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救助，最早是在“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莫拉比法典》中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方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额的银子。”[1]这是现存最早的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立法，而后数千年，世界各国立法对刑事被害人保护都未有相关规定或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英国两个普通法系国家率先在国内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立法、判例等形式加以规定，逐渐形成了当代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如1964年英国出台《刑事损害赔偿方案》中规定，“对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对因逮捕或者意图逮捕罪犯或嫌疑犯而受伤害着；对因防止或意图防止正在实行的犯罪行为而受伤害着；对因协助逮捕罪犯或协助负有制止犯罪发生任务的警察人员而受伤害着，都应当受刑事损害赔偿制度进行赔偿”[2] 日本从1981年开始设立被害人援助基金，开始了被害人援助活动，至1999年东京设立全国被害人援助网，发表《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宣言》，日本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体系基本形成。 联合国1985年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对被害人权益国家保护制度进行了相关论述，使被害人权益国家保护制度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步入正轨。 刑事被害人权益救助的理论基础 “正义”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家对社会制度评价的道德标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依赖于在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存在的经济机会和经济条件。”[3]西塞罗（Ciceros）认为“任何正义的政府便是好的政府，而没有正义，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是不好的政府。” 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加以保护，是一个基于道德正义的要求，也是对社会正义性评价的要求。惩治犯罪可以说是基于道德正义的要求，那么补偿损失可以说是功利正义的要求；前者可以说是为了伸张被扭曲的正义，那么后者可以说是修复已破碎的正义。因此，修补因犯罪而导致出现扭曲的正义，是“正义”的外延，也是一个国家“社会正义性评价”的要求。 三、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救助的学理探讨 当代法学界对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已经形成了基本统一的认知，认为应当以犯罪人补偿为主、当犯罪人难以补偿被害人损失时，应当由国家对被害人的损失援以救助。当前，各国法律中对犯罪人补偿制度基本上都已有详尽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公诉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而对犯罪人难以补偿被害人损失的，应当由谁来补偿，法学界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国家责任说。持有该说法的法学家认为，国家应当对其统治下的公民附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镇压和惩治犯罪的权力，对个人而言，将自己的各项权利交由国家分配，因此国家应当具有抑制犯罪发生的义务。而当犯罪发生之后，说明国家抑制犯罪发生的义务没有做到，存在“失职”责任，因此应当由国家来对被害人的损失加以补偿。笔者支持这一观点。 社会保险说。持有此理论的法学家认为，国家对被害人的不长久住制度应当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在被害人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足够的赔偿时，国家应当补偿救助。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是英国刑事古典学派法学家边沁。他认为“这种公费补偿责任建立在一条公理上：一笔前款分摊在众人身上，与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身上相比，对每一个捐献者而言，实在微不足道。”“犯罪所造成的灾难和自然灾难别无两样。如果由于房屋火灾被保险，房屋主人可以安心的话，如另外能对抢劫损害保险，他会更高枕无忧。”[4] 社会福利说。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享有的，社会福利应当由公民创造，也应当由公民来享有。如果说某个社会成员由于犯罪而被害或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社会应当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相应的救助和补偿。 政治利益说。从政府角度出发，由于社会治安日趋恶化，政府有责任出来积极改革社会制度，使公民能够感受到当前的政府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而非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因此，在出现被害人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形下，政府应当站出来补偿这些损失，使公民能够切实体会到政府是全体公民的政府。 四、日本被害人权益救助制度的做法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1981年设立被害人救援基金，开始了被害人援助活动。这项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