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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3 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 张晋藩8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 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 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 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 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 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 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 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 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 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f临事以制”二者的 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 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集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 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可以说源远流长。由于中国古代 “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 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 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无疑 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性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博士 生导师。 4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 写《清史刑法志》的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以更符合清朝法 制历史的实际，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们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 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 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 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体系。1950年9月中国人民 大学招收第一批法制史学(四位)的研究生，其中外法史二位：胡大展， 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 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 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 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1962年招收中国法制史导师制的研究 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 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 由系主任老法学家何思敬教授主持，并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刘奇 同志担任教研室主任，并邀请两位专家参加，一是老史学家尹达，一是 民法学家李祖荫。民国时期有南陈(瑾昆)北李(祖荫)之说。 50年代初，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由苏联专家担任 导师，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和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 基本教材，成为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 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 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 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 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曾有人提出中国国家与法权 的历史改为中国法制史，由是而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 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 时绝大多数都主张采用前者，以致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不了 了之。 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5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 《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 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 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 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 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①历史概况；②阶级结构；③ 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