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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 No. 6, October 2013 中国法律服务的改革：局限、政策和战略 作者：利安 （作者、译者注：本文系作者自译，英文原文刊登于《政治风险评论》2013年第六期，该杂志由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创办，针对世界各国重大的商业行为、外交事件、军事冲突和法律问题提供解决之道，读者群包括各国政界、商界、法律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人士，该杂志总部设于美国纽约。译文有增删，略去英文的编者摘要和注释。英文原文可链接:/legal-services-reform-in-china-limitations-policy-perspectives-and-strategies-for-the-future/） 引言 今后中国经济保持成功发展的关键，主要依托两根支柱：一套有效的法律框架和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在中国，声誉表示社会各个群体和人与人之间的的相互信任，它反映出一个国家成熟的程度，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把信誉看得十分重要。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向外国资本敞开大门，形成市场竞争，其经济发展速度令许多经济学家目瞪口呆，如果哪一位学者可以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他将毫无疑问地获得一枚诺贝尔奖。然而，在巨大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危机，这就是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的政治家们都认可的“一条腿走路”的问题，丢失的那一条腿是政治改革。鉴于对政局和社会稳定的担心，中国的改革者在进一步民主化面前犹豫不决，对推行政治改革噤若寒蝉。这不禁使人对一条腿承受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产生忧虑。针对这一缺失，我提出用全面法律改革暂时替代政治改革的构想。采用这一方案，不仅有助于改善经济运行，还可以巩固现有的政治结构，为政治改革铺平道路。 本文提出的法律改革是一个大的概念，在法律的各个领域环环相扣，它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具体细节，它还涵盖对现有指导中国经济活动法律法规的改变和修订。法律的修订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同意，法规的修订需要国务院及其授权部门的批准同意，因此，对于法律问题的微小改变，都将对政治结构的中枢神经产生刺激，法律改革是加深对外开放的利器，是推行政治改革的替身，它的好处在于推行过程中可以避免社会和政治动乱，因为无论哪种法律都十分强调秩序。法律改革在改革和稳定之间力求平衡，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法律改革可以促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明确法律从业人员的身份和定位，理顺法律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廉洁高效小政府，公平竞争大市场”的改革目标。 对外国律师在华执业的限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曾经承诺将逐步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外国律师在华执业仍然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目前，无论在诉讼和非诉讼业务方面，还是在向客户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解释方面，凡涉及有关中国的法律事务均属禁区。外国在华的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外国所”）不得聘用中国律师，雇用的助理不得向客户提供有关中国的法律服务。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派驻中国的代表处，无论以律师的名义， 还是以咨询公司的名义，都不得在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法律事务。中国法律还禁止“外国所”兼并或收购中国律师事务所。 此外，我国法律还设置一道隔离墙：在华的外国律师不得代理与中国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不得在中国法院出庭发言，这不仅包括一般的民事和商事案件，更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敏感案件。外国律师一旦越过这道红线，即被解释为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外国律师如果涉嫌参与代理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稳定的案件，将面临刑事指控。如果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代表处聘用了中国律师，将会收到来自管理部门的警告，警告之后仍不改正，这家代表处可能因此无法通过年度审查，被取消在华营业的资格。即使中国律师遇到敏感的刑事案件也需要小心有加，如果不慎和外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办理此案，或者代理了不该代理的人，这位中国律师甚至他的律师事务所可能因此丢掉执业资格。 “外国所”只能向客户提供非中国法律咨询，比如:涉及国际法或者外国本国法的相关业务。在实践中，“外国所”找到一条间接提供中国法律事务的路子，与中国律师事务所“搭伙，把“外国所”的案源分给中国律师所办理，或者干脆与中国律师所签订合作协议以维持长期的委托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外国所”来说，当它的客户在中国遇到与中国有关的法律事务时，这家“外国所”可以把它的客户介绍给与其“搭伙”的中国律师所，由这家律师所出面办理，“外国所”退居幕后。律师费由“搭伙”的中外律师所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配。只要这类合作局限于商事和民事范畴，有关监管部门并不干预制止。有的“外国所”除了没有出庭发言外，从头至尾参加并且指导着一件商事诉讼案件，这包括调查取证、向客户提供法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