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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热点问题 校园暴力问题 近日，几起校园欺凌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5月23日夜间，四川宜宾江安县官方通报称，当日18时50分许，宜宾市江安县五矿中学发生一起学生斗殴事件，造成1名学生当场死亡，另有2名学生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还有1名学生受伤。5月25日，北京“光背男殴打少年”的相关博文及视频引发高度关注及广泛转发，刺痛了公众敏感的神经。 校园理应与戾气、暴力和杀戮相隔甚远。然而，在校园暴力事件中，施暴者既有教师，也不乏学生，还有社会闲杂人员，给宁谧的校园蒙上了一层阴影。历史数据显示，每一场暴力发生前，都会经历一个从预谋到发起的过程。校园暴力行为通常源于不满情绪的蔓延，然后发展到某种特定恶意，之后便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暴力抗击或防卫作规划和准备。有因必有果，校园暴力固然与青少年暴力心理特征以及其所处的特殊成长阶段有关，而家庭教育的失当、学校管理失察和社会环境失守同样难辞其咎。父母的过度溺爱和过于保护造就了孩子任性、骄横等不良心理，而过高的期望值又让孩子背负了太多压力，“爱之深、恨之切”极易催生孩子的心理障碍。而许多学校迫于声誉、升学和政绩的压力，片面强调智育而忽视德育，导致学生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加之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网络世界的负面信息、某些媒体的不当宣传，以及学生耳濡目染的社会失范现象，加剧了学生的心理落差，为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至于社会上的无良之辈到校园寻衅滋事，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笔者以为，校园暴力事件产生的诱因虽错综复杂，归根结底还在于家长、学校、社会等利益攸关方对学生的关注、关心和保护力度不够。由是观之，规避校园暴力，按照推定过错责任原则，负有教书育人职责的学校和负有监管责任的家长应该担负大部分职责。遗憾的是，囿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学校和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各自的责任，也没有作出必要的担当。换言之，由于没有明确落实到人、具体到事的报告、干预和疏导机制，学校、家长等利益攸关方普遍抱有集体的“责任摊薄”心理，都有责任异化为都没有责任，都不愿主动站出来担当责任。 校园暴力无疑会在青少年中造成一种不良的暗示，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校园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如何“亡羊补牢”，找出问题症结所在，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家长和老师无疑应更加注重同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多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情商教育、安全教育和人格培养，让其远离暴力。 在西方国家，安全教育已从“预防犯罪”发展到“预防被害”，认为受害人数的下降才是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校园的安保力量，提升校园的安保级别，提高校园安保人员的业务能力，织就校园安全防护网。作为一种问题解决路径，美国校园警察体制、保卫体制和保安体制对我国当下的校园安全形势而言，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郭立场，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二、儿童性侵案 新华网长沙６月１日电（记者袁汝婷谢樱）又是一年儿童节。一则新闻受到关注：湖南湘乡小车小学教师曾某日前被刑拘，因其多次对１１岁女学生实施猥亵。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儿童性侵案的新闻屡见报端，一再给教育及监管部门敲响警钟。 例如，广东省妇联与省检察院联合调研显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６月期间，全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涉及女童性侵害的案件１７０８件，受侵女童近半１４岁以下。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法院受理的案例之外，停留在报案阶段、或没有报案的还有更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对全国５８００名中小学（微博）生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是１：７。换言之，每曝光一起案件，背后还有７起案件不为人知。 教师猥亵、强奸儿童，被称为“师源性侵害”。在对一系列案件的梳理和数据统计中，农村学校、持续作案，这两个关键词浮出水面。 ５月２９日下午，“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布最新的年度儿童性侵案件报告。去年５月以来，全国范围内曝光的儿童案件高达１９２起，平均１．９天曝光一起，频度再次得到刷新。据报告，乡村地区是案件爆发的重灾区，１９２起案件中，至少有１０６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其中，受害者为留守儿童的比例是５５．２１％。 湖南邵阳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校长告诉记者，在中国一些偏远农村，校园内教职员工本就不多，管理人员更少，而小孩多为留守儿童，缺少倾诉和交流对象。再加上监管机制缺失，极其容易产生监管“盲点”。 在师源性侵案中，加害人多以校长、教师等身份作掩护，以诱骗、胁迫手段作案，以补课、谈话、罚站、改作业、练琴等常见理由为幌子。 受性侵儿童被心理专家形容为“没有嘴巴的孩子”。因为性教育缺失，他们对于自身是否遭受性侵犯常常无法判断。即便有判断，面对加害者的权威、胁迫和恐吓，也不知如何抗拒，更无处申诉。 另一方面，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故有的封建观念导致大部分受害者沉默以对，因其顾及孩子的名声，担心未来生活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