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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党制度案例 1、政党的地位：是不是一个国家机构？ 美国：政党不是国家机构，而是介于公共与私人间的社会组织，它存在于宪法和政府之外，它的职能在于帮助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产生政府，但并不代替政府动作，也不对政府行为负责。 而宪法义务在原则上只选用于正式国家机构，但美国最高法院仍要求政党行为符合宪法。由于地方立法机构被要求对政党的选举活动进行调控，以禁止政党在选举过程中的任何种族歧视行为。因此，政党歧视或者违反州法的平等条款，或者如果州法未能禁止歧视，州法本身将被判决违宪而必须作出修正，以禁止这类歧视行为。 [案例]1944年Smith v. Allwright案： Smith是得州人民，1940年，美国民主党举行初选， Smith为了行使自己的选举投票权，向得州当地的投票所索取选票，但遭当地投票所裁判员Allwright拒绝，因为民主党曾于1932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能过一项决议，将该党党员限于白色人种，而Smith是黑人，因而没有权利参与白人团体的选举与被选举。 Smith不服，于是向得州联邦区法院控告Allwright剥夺他在宪法上应当享有的投票权，要求宣告初选无效。后来，本案上诉至美联邦最高法院并于1944年最终判决，得州民主党的初选违反了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关于合众国或其任何一州，对于合众国国民投票权，不得因各族肤色或由于以前曾为奴隶而予拒绝或剥夺的规定，应属无效。 2、德国的财政资助 政党的运作离不开金钱，而只靠成员的党费或捐款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以合宪与合法手段去获得资助？在此，以德国及《基本法》所保障的政党机会平等之原则，分别讨论宪法法院对公民和国家提供政党资助所施加的限制。 在德国，为保障政党间的有效竞争，并避免其过分依赖利益集团，国家可以为政党提供资助。公共资助无须平均分配于各党；它们的分配可以适合每个政党的选民实力。但法院认为这类公共资助不得加剧现有政党在竞选中事实上的不平等。 [案例]1958年政党捐款免税案：公民对政党的资助 基督教民主党在执政期间通过联邦法律，允许公民从其可征税收入中，减免部分对政党的捐款。社会民主党控制的黑森邦政府，在联邦宪法法院挑战其合宪法性。黑森邦宣称，这项法律使富裕阶层集中的政党获得更多财政资助，因而歧视其它主要依靠中下层选民支持的政党——如社民党。宪法法院判决该法律违反了平等原则，并指出：国家没有义务保证政党的财政需要得到满足；但如果立法者制订任何规章来促进政党财政，规章就必须和宪法一致，且尤其不得侵犯政党机会平等的基本权利。 [案例]1965年政党财政补助案：国家提供政党资助 1965年德联邦国会以法律形式通过1965年度的预算案，该法第1条规定，内政部长有权依该法案支付380万马克以供政党履行基本法第21条的任务（基本法第21条第1项规定：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思的形成。政党的成立是自由的。政党的内部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政党必须公开其资金的来源和运用财及财产状况。第2项规定：凡政党依其目标，或其成员的行为，以侵害或排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害德联邦的存立为目的的，属违宪。关于政党违宪的问题由联邦宪法法院决定。第3项规定：关于前两项的详细内容由联邦法律规定）。黑森邦政府认为，该预算法第1条与基本法规定相抵触，于是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抽象规范违宪审查之诉，请求联邦宪法法院宣告该规定无效。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该规定因违宪而无效的判决。 问题： （1）政党不能从国库获得财政资助的原因何在？ （2）政党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功用何在？ 参考结论：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黑森州政府的申请合法。1958年，黑森州政府曾认为国家对资助政党竞选的个人予以减税或给予税收优惠待遇违背宪法而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宪法法院裁决不仅对选举本身，而且对负责选举的政党予以资 助都是合宪行为。宪法法院认为上一案件的标的是有关国家对政党予以“间接”资助，而此案是有关国家对政党予以“直接”资助。两案标的不同，因此宪法法院应受理这一案件。另一方面，预算法案第一条授权规定属联邦法律。根据基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一项第二款和《宪法法院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州政府若认为联邦法律与基本法相抵触，可要求宪法法院裁决。所以该预算法案可作为《宪法法院法》所指规范审查程序审查的对象。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本案的申请有理由。联邦宪法法院在1958年6月24日的判决中指出：政党是为选举准备的组织；所以政党的资金应先用于选举的准备。选举是社会的公共事务，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也是政党的主要任务。所以，不仅是对选举本身，而且对负责选举事项的政党，也应由国家予以资助。但宪法法院的这种观点被联邦和州的立法机关理解为：对于政党所有的政治活动，宪法许可由国家通过预算拨款予以补助。宪法法院认为这种理解有误，它与联邦基本法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条第二项的规定不符。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