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行政改善发展环境doc-推进依法行政,改善发展环境【荐】.docVIP

推进依法行政，改善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在推动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上可谓不遗余力，但在实践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但我们的国家和政府距离达到法治状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还处于由“人治”向法治缓慢转轨和过渡的时期，“人治”强、“法治”弱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家长制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依然严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易发多发表明我国对政治和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失灵和失效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关键期。之所以关键就是因为在转轨过渡的过程中，原有对权力的一些“人治”的控制机制受到削弱，而新的法治的控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或者虽然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但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出现了“两头都靠不上”的困境。某些控制权力的“老招数”有效但不符合法治原则，而一些合乎法治原则的手段在“人治”环境下又不容易落到实处甚至在实践中被认为不切实际。决策者面临着是继续推进法治，向前走?还是退回到传统的“人治”型权力监控机制，用老办法解决权力失控问题的选择。其结果是产生了依法行政“两张皮”现象，法律规定与实际做法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反差与脱节：法律上的许多规定比较先进，而在法律实施时却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不依法办事。 行政违法案件频发只是我国依法行政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违法行为都能通过法律设定的纠纷解决和违法监督机制加以纠正，法律机制和法律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还可以认为我国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不算太大，而在当事人放弃既有的法律机制和法律手段不用，纷纷上访，各级政治领导人的接访和批示成为纠正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公的主渠道时，依法行政可以说遇到了真正严峻的挑战，甚至是一场危机。 比群众“信访不信诉”更严重的是，近年来怀疑依法行政、试图把实践中种种不依法办事的行为和现象正当化的言论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认为，我国尽管没有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但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这是否说明人治多一点、法治少一点的状况更符合中国国情?有人对“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加以曲解和利用，以法治的名义对“人治”进行“包装”，认为现实生活存在的许多“人治”的、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属于“中国特色的法治”或者认为是所谓的“实质法治”。更有一些身负执法和司法重任的国家公务人员直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不科学、脱离实际，为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的行为找借口，甚至提出“良性违宪”、“良性违法”的理论，对不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行为的“实质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论证。执法者可以随意谈论和批评法律的缺陷并根据个人的判断有选择地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法律规则，而不去执行“有缺陷的法律”。这种情况在法治健全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不依法行政的行为从“台面上讲依法行政，台面下不依法行政”发展到“台面下不依法行政，台面上公开讲不依法行政的合理性、正当性”，这种动向反映了我国推进和深化依法行政的难度之大与复杂性之强。 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推进依法行政过程中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出现了追求形式忽视实效的“形式化”、“空心化”和“政绩工程化”的倾向，对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及其严重程度，不能低估。 衡量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成效，根本的标准是看法律的神圣感和权威性在现实生活中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在遇到问题时，法律机制和法律手段受公众信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用上述标准来衡量，我国依法行政在形式、数量、规模上增长明显，但品质和质量不容乐观，要实现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任重道远。 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需重点思考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深化党政领导干部对依法治国的认识，切实增强建设法治政府坚定性和自觉性。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这一点在党内外和全社会已形成共识，但是，在法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上，始终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有人认为法治讲究控权，不利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从而把法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或者认为法治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客观地讲，法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然而，法治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高低与软实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指标，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跨越，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否实现党的领导与法治的有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