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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瘟疫学说探讨SARS 张思超 （山东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山东济南 250014） 关键词：SARS；瘟疫；疠气；病机；治则 21世纪初癸未之春，SARS病魔悄悄袭向世界各地。在我国，不管华南还是华北，无论黄土高坡还是内蒙草原，都有这“幽灵”的踪迹。目前，经全国人民的科学防治，病情虽得到有效遏制，但面临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仍不可低估。中医在此抗击SARS中虽初露端倪，但尚未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广泛的临床总结。此次SARS发生，具有强列的传染和流行性，因而符合中医温病“瘟疫”范畴，其致病因素称为“疠气”，因此探讨瘟疫的因机症治，对SARS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疠气病因源流梳理 六淫之外的，具备强烈传染和流行的一类致病因素，称为疠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古人不可能以病原微生物名之，但是人们从传染病发病的一系列现象上，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有某些致病的因子，并以疫气、厉气、毒气等来概称。 春秋战国将引起传染病的病因称毒气，《素问·刺法论》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从预防角度提出毒气为疫病传染之由。这一时期尚未有论述温病的专著，但已有对疠气的基本认识，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周礼·天官彖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中也谓：“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等。 隋代巢元方提出乖戾之气是导致瘟疫发生的病因，如《诸病源候论》载：“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并第一次把温病分为三十四候，热病分为二十八候，时气病分为四十三候，疫疠气分为三候，对其病因、病机均有所论述。 晋代王叔和又提出“时行之气”。《伤寒例》中说:“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同时也阐释了《内经》关于“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的论述。《肘后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曰:“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论中所述温疫即温病，疠气系其主要病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瘟疫病因的认识已经开始从鬼神作祟的观念中摆脱出来，以唯物的观点，认识到疠气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种特殊物质。 至明代吴又可始将疠气作为温疫病的重要致病原，形成了中医病因学史上的“疠气说”。疠气也称异气、杂气、厉气等，限于当时的条件，吴氏认为戾气是“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突破了后世温病学家陈平伯“外感不外六淫，民病当分四气”之说。吴氏认为戾气是具有传染性的物质, 且 致病种类繁多，其致病具有选择性和特异性，并对其致病特点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他说:“杂气种种不一”、“一气自成一病”、“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等。戾气的种类及形成与地域性有关，他说：“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同时，疫疠的发生与流行，与自然界气候的反常及社会生活环境密切关联。他还认为人感戾气后是否发病或流行还关系到戾气的强弱和人体的正气。可见吴又可已把症候学与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并提到了传染因子的高度来分析疾病，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的新一页。从现在看，疫疠之病，主要包括了自然界的生物致病因素，即某些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螺旋体、细菌、真菌、原虫等，这在显微镜诞生之前确是一个重大的创见，是温病病因学的一大发展。 到了清代，余师愚在《疫疹一得》中又着重谈了暑热燥疫，对热淫之气致病流行的全过程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淫热之邪内入胃，敷布于十二经也可引起温疫病，补充了吴氏对温疫病的认识不足。 2．疠气侵入途径与发病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已经观察到传染病是分别通过口（肠道）、鼻（呼吸道）、皮肤（接触）等不同途径感染的，如《医学正传》曰:“其侍奉亲密之人，熏陶日久，受其恶气，多遭传染。”张仲景《金匮要略》指出:“谷饪之邪，从口入者。”《肘后方》曰:“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于饮食。”指出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病途径。以上这些记载，说明了古代医家已经知道某些传染病是通过口鼻传染的。这种细致的观察，在SARS预防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疠气传播的途径，吴氏认为：“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天受”谓来自自然环境，空气传播，“传染”则专指与患者接触而感受病邪。并进而指出戾气可通过人体官窍而入，他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也就是说所有体窍（包括毛孔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