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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马骏 [ 2010-08-21 ]市场化改革的瓶颈 　　《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30年保持10%的增长速度，人们将其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不彻底的，这为今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您怎么看？ 　　马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过去30年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改革、80年代中期的工业企业市场化改革、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2001年加入WTO等。但这些改革产生的推动生产率和需求增长的动能已经消失。 　　目前，在产业进入壁垒、资源和资金价格、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还有大量政府过度管制、资源价格扭曲、利率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资源和利润过度向国有大企业集中、管制不透明等扭曲资源配置的体制问题。理论上来讲，改革这些体制弊端，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可持续性，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帕累托”最优（即对所有人和整体经济都有利）的体制改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改革，都要求决策者在短期内承担相当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如果不改，最终导致的恶果是私人投资的减速（由于无法进入赢利的行业）、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进一步下行。 　　盛洪：经济奇迹的产生，和背后的制度变迁有关。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计划少一点，市场多一点，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一些，经济就实现了高速增长。过去30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是不断减少的；但最近两、三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由于掌握对一些资源的控制权，不仅享受了市场经济增长的好处，也享受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所以，这些政府部门从要素市场退出的速度在减慢；国有企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他们从自发走向自觉，发现了垄断的好处。以前垄断可能是一个偶然利益，现在却成为他们自觉设立和维护的权力。 　　这样特殊的利益集团，会加剧收入分配的矛盾。现在，国企和非国企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研究表明，国企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5-10倍，这不仅是数字差距，而是分配原则的不公正。国企员工的高收入，不是依赖于劳动付出、对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而是依赖于垄断地位、少交税负和利润、不交或少交资源租金，实际上是公权力的一种滥用，对社会公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姚洋：过去30年的成就确实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把以前那些束缚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打破的结果，它对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作用。但到了今天，若撇开政府，片面地谈发展市场经济，也是不对的。以土地为例，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到底是市场化不足还是过度呢？我觉得主要是地方政府过度参与市场的结果。每个地方政府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为了吸引投资，把土地价格压得很低。在引进投资方面，它们成了超市场友好型政府，却牺牲了环境、社会保障等其它福利，扭曲了经济。 　　张五常曾说，中国为什么成功？是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都是公司，他们参与竞争，中国当然就发展起来了。但地方政府参与竞争和一般私人企业参与竞争有很大区别，后者拿的是真金白银，做亏了就得倾家荡产；前者则不同，做亏了可以拿以后的税收来抵，寅吃卯粮是规则，预算约束是软的，政绩决定一切。 　　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要转型，必须从政府职能开始，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过去30年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模糊处理法，虽打破了很多僵硬的管理体制，却没有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地方政府有冲动参与经济，加剧了经济的失衡。 　　《21世纪》：全球危机之后，各国的公共债务负担变得十分沉重。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将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阶段，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 　　盛洪：低增长、高通胀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基本结果。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不断地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政府不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但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府就要采取扩张政策。大量资金投入到一些效益较低的领域，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会很快，但通胀压力会加剧。中国的情况也很类似。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注定将减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呈现逐渐衰弱的趋势，相对实力下降。过去美国靠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发行美元，再吸引外国资本投入到美国市场，实现资金平衡，这种局面会被打破。将来美国的情况是更少的贸易赤字，更少地吸引外国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要期待美国市场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过去30年靠美国市场发展出口的模式将无以为继，中国必然更多地依靠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内市场。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特征 　　《21世纪》：许多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政府能否学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