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契约史上的重大遗憾.docVIP

中国契约史上的重大遗憾 一、中国契约与合同之渊源 西周时期，重要商品在买卖时，已使用契约，而且有专任官吏“质人”负责管理、监督此事。当时的买卖契约叫做“质剂”。民间买卖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较长的契卷称为“质”，较短的契卷称为“剂”。质、剂有官方制作，说明官方已经对市场贸易进行干预。买卖契约亦叫做“小约剂”。因广泛用于民间，所以称为“万民约”。 西周前期，土地在法律上全书周王所有。周实行“授民授疆土”有天子、诸侯、卿大夫至臣民层层分授分赐，称为井田。但是法律规定“田里不鬻”，即土地这个特殊标的物不得买卖。西周中后期，在贵族之间已发生了土地的抵押、典当，赠送，赔偿等关系，并出现了相应的契约，与上述民用质剂相应，叫做“大约剂”。如，周共王时期记载，有的贵族一年增加租地1700亩，就说明当时贵族之间已有土地租赁关系。这种契约也是先写在竹简木牍上．再折券为二，双方各执其一。然后再铸于鼎彝上，《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唐人贾公彦曰：“使人畏敬，不敢违之。”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九章“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意思是，所以圣人即使握有讨债的契约，也不向人家索取欠债。这里的“左契”是收债的凭据。春秋时代，借债时，在木板或竹板上写清借债内容，然后一分为二，债权人保存左边的一半，债务人保存右边的一半。左契，即左边的一半，即讨债的凭据。 秦汉时期，已有订立诸多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田律》、《厩苑律》、《仓律》、《布金律》、《工律》、《牛羊课》等，已用文字书写契约。在政治上的契约也已初见端倪。如法律规定，官吏及其眷属不得经商。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秦时借贷已用卷书，汉仍用之。借卷之上标有物名、借数、借息、归还日期等项目，权利义务清楚。《周礼.秋官.士师》载，汉时即出现了契约的买卖法律关系。“市买为卷，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时案卷正之。”卷书充当将来诉讼的证据。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周礼·天官·小宰》： “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 刘熙《释名·释书契》。：“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刘熙《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北宋时期，国家制定典卖契约式样，作为“标准契约”，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纸’或“印纸”。民间缔约时，要向官府购买印纸，填写后，再投税印契。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发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由于红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员侵吞契税，因之另创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纳契税的收据，元代叫做“税给”，一契尾分大尾与坐尾两联，大尾为收据，坐尾为存根，以备查究．此法实行后，对防止官吏贪污契税起了一定的作用。 “契约”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民国。新中国建立后，不再使用“契约”，而用“协议”或“合同”代之，迄今仍是如此。大概是为了不再揭疼劳苦人民深受“地契”、“卖身契”之类的契约在心灵上创下的伤疤而忌讳吧。 “合同”源于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发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发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骑缝制度，相当于现在的骑缝章的作用。 二、契约与合同的历史作用 中国契约的渊源是很早的，对促进社会商贸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仅仅在财物和商品交易上使用，没有应用于政府和政权。回首五千年，尧舜禅让至夏禹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禅让制度就崩溃了。夏禹不传位给贤人，而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天下为公”自此成为“天下为家”。其后的政权更迭，都是在白刃寒光，腥风血雨中完成的，近当代还使用棍棒、高压水龙，更有穷凶极恶者，动用了常规战争的全部武器：大炮、坦克、机关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江山社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