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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之后 ——后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和理论逻辑 作者：胡大平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哲学系 　　张一兵教授数次强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重新界划，并提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终结之后，存在着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诸种异质性的逻辑思路。这种界划开拓了全新的论域，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一种在理论上值得重视的现象却被排除在这种视角之外了，这便是“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由于后马克思主义　明确地内含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这个问题，它作为一种政治冲动贯穿　于第二国际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并且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文化霸权与社　会主义战略》的公开出版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的重要主题，在我　看来这对于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特征是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本文的主　要任务是简单地在学理上勾勒出这一理论倾向的概况，从一个侧面扩大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讨论域，以期进一步推动张一兵教授上述理论界划的深入。 　　第一，后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张一兵教授从现代性之历史逻辑和马克思理论　在当代西方的逻辑转换这个角度，提出并界定了后马克思思潮。这种思潮正如鲍德里亚　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假设了马克思与现代性的一致性，而同时肯定了工业文明　的逻辑崩溃，因此当它们在理论上提出了对工业文明的彻底拒斥之际，同时也宣告了马　克思的非法性，这便产生了拒斥马克思的生产力逻辑和否定人的解放可能性的理论立场　。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的逻辑思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有关。但是复杂的　是，由这一逻辑演化出来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话语，除了上述严格的后马克思思潮外　，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归类的理论姿态，后马克思主义便是如此。从理论特征上看，它与　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拒斥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历史进步、　生产力、阶级斗争和革命)，但在采取与后现代一致的理论立场(如差异、生活政治等)　同时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体解放立场来批判后现代主义，因此以更为现实的姿态支持社会运动，声张激进民主规划，从而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抱负。上述特征当然受到了现代　性批判逻辑的直接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更为　紧密的关联，因此，社会主义(或者更严格地说“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仅是后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出场的战略也是它的中心　议程。所以，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出现问题(5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批　判)和失败(90年代前苏东的倒台)的理论反映，在整个70年代西方左派转型背景下，虽　然它们也十分注意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并要求与马克思进行对话，但在总体上并非是　现代性批判逻辑逆转的直接结果，这一问题在后马克思主义中的出现，是因为在寻求新　的政治战略中它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及其后的后马克思思潮，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甚至马克思本人置　为自身对话的对象。但与张一兵教授所言的“后马克思思潮”不同的是，这些自称的“　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开创一条新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而且强烈地表　达出一种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他们认为这个规划是马克思所开创的，　又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中被压抑的，故而他们自身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便　直接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规划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第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征和问题域。“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个术语由来已久，在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中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中已经有人使用，但是这个术语的使用一直存在着歧义，如吉登斯用之广泛地指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意贴近麦克莱伦的“Marxism after Marx”，而丹尼尔·贝尔则用它指认秉承马克思学说的某一方面而又与马克思本人进行对话的一类学者，并使之具有“修正主义”理　论姿态。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是由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的《文　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所激发的，在这一文献中，她们不仅直接强调用文化霸权问题　来重新设置当代左派的理论基础(这也意味着告别阶级斗争)，而且直接提出在马克思主　义之后的知识规划问题。[1]因此，一方面，她们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　义”圈子，另一方面打开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思路。正是这一原因，一贯关注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左派理论动向的《新左派评论》在1987年作出了反应，在其第163期上　发表了诺曼·吉拉斯的“后—马克思主义”长文，从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　并基于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失败所带来的左派失望这一现实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