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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探析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征求意见稿）中的有关规定 刘韶华 隐名出资是指隐名出资人出资，记载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作为信托的受益人，信托财产为相应的股份（即出资份额，下同）。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在有限公司中选择隐名出资的投资形式通常不是为了单纯被动地得到股权收益，而是意在规避法律和公司章程对于投资主体、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限制，以间接持股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为避免隐名出资协议中出现过多具有法律规避性质的表述而被认定无效，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在选择彼此间基础法律关系模式时，可能会回避一些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明确的具体的表述，或者只字不提，或者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信托法理，可以从特定的事实、当事人的行为或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推断出一项隐含信托。。归复信托属默示信托，是在财产出让人意思表示不明确且实际已转移财产的情况下，由法院推定财产出让人与财产受让人之间成立事实上的自益信托关系，即把财产出让人作为委托人（受益人），由财产受让人担任受托人，并且后者负有向前者转移信托财产及信托利益的义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第31条第1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股东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这一规定意在于公司法制之外，以合同法理规范隐名出资内部关系的效力，解决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及救济途径。然而这种思路忽略了隐名出资关系的信托属性，使得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难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屏障作用于公司法制。而割裂隐名出资内外部关系的联接，则有可能造成对交易安全造成损害。例如，在公司存在瑕疵出资情况下，瑕疵出资股东有补足出资的义务，其他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承认隐名出资关系的信托属性，无论是源于隐名出资本身的瑕疵，还是源于其他股东的出资瑕疵，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都可以要求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共同承担连带的资本充实责任，以保障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但是如果将隐名出资关系认定为合同关系，则很难透过合同相对性的屏障将不具备股东身份的隐名出资人纳入公司资本充实责任的主体范围之内，从而减弱公司资本制度对于交易安全保护机能的发挥。同样是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在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形下，也可以轻易地将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主体延伸至隐名出资人，以充分保护公司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关注隐名出资合同效力的同时，隐名出资关系的信托机理也应在《司法解释三》中得到明确的阐释。 《司法解释三》第31条第2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股东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信托机理，隐名出资关系的法律效力不仅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产生合同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作用于公司法制中。同时，由于“隐名”状态与登记公示原则的背离以及对其他股东信赖利益的损害，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也要受到相应的限制。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体系包括对于显名股东的监督权、撤销权、受益权等。监督权包括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知情权，对显名股东表决权的监控。撤销权主要是指对显名股东不当的股权处分行为的撤销权，但要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对于显名股东违反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行为的撤销权的赋予更为严格，仅限于显名股东与其他股东恶意串通损害隐名出资人利益的情形，以维护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隐名出资人的受益权主要是股份收益请求权，在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主张损害赔偿，但该项权利仍有可能受到公共政策的限制以及商业判断规则的抗辩。另外，受公司设立登记制度的制约，隐名出资人对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的解任权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只能选择终结信托关系，实现隐名出资人向股东身份的转化。 二、以实际出资关系主张确认股权诉求之辨析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实践中，由于信托理念的缺失，隐名出资的性质一般被理解为合同而非信托关系，隐名出资人多以实际出资的事实主张否认显名股东在公司中的股东地位，请求确认股权归属于己，由此引起隐名出资关系的终结。。但直至2005年《公司法》修订，《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也没有转化为正式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在制订司法解释过程中的犹豫不决并没有减弱《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各地法院在处理隐名出资案件时的指导作用。北京、山东、江苏等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纷纷依照《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