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要超越“新加坡模式”.docVIP

【中国改革要超越“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也成为一个话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加坡在不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曾经提到要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一些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新加坡创造的经济奇迹自然会得到青睐。 中国过去向新加坡学习有多个层次和多种内容。许多中国部委关注新加坡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金融监控制度等；中国国资委和金融监管部门关注“淡马锡”模式，想借鉴到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很多地方政府很关注新加坡在中国建设“工业园区”的经验。 在两国政府支持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专门培训来自中国的各级官员。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从1992开始的20年，南洋理工大学培训了超过13000多名中国高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约有三、四百名干部在该校“就读”。这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官员海外“留学”运动，远超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的中国官员。 为什么中国对向新加坡学习情有独钟？一位中央高级官员曾经解释，“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有新加坡方面参与培训项目的官员说的更直接，“因为在中国官员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不过，中国向新加坡的大规模学习运动，在经验借鉴方面并不是特别有效。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很多受训的中国官员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有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但新加坡的很多体系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很多做法在中国的城镇里不可能实施。据了解，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学习新加坡分作不同阶段，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后来则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郑永年认为，新加坡的体制下，虽然权力虽然很集中，但并未导致腐败，掌权者有效使用权力，推动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与之对比，中国的情况则很不相同，虽然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权，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老百姓觉得没权力，领导人感觉没权力；社会感觉没权力，政府也感觉没权力；部门的权力很大，但总感觉到权力不够用。 郑永年指出的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执政经验感兴趣的原因也许是对的，但他对新加坡权力制度的辩护却未必得到很多人认同。有研究者早已指出，新加坡是一个二元国家，它在商业领域实行与自由西方的法律相似的法律，同时又压制个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新加坡的商业自由度排名的确令人炫目，国际产权指数去年把新加坡列为第5名，英国排第11名，美国第17名，中国第46名。在国家整体竞争力排名中，世界经济论坛将新加坡排在第2位，仅次于瑞士；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它同样位列第2。在“公众对政治家的信任”方面，世界经济论坛把新加坡排在榜首。这是中国想学习新加坡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加坡社会享受的高度经济自由，是以政治权利换来的。这对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邦国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有13亿多人口、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中国来说，则是一个完全不能忽视的巨大挑战。 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新加坡在几乎没有资源和空间的情况下能发展成第一世界，这的确是个奇迹。不过，新加坡对李光耀是个必然，但对这个世界来说则是个偶然，我们很难想像新加坡会在国家发展中成为一个规律。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经济社会的复杂度不同，不能把学习的对象锚定在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身上。新加坡过去为中国提供了一些经验，但绝不是中国未来学习的标杆！ 中国今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不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能否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呢？过去，中国用经济体量影响了世界，下一步中国靠什么来继续发展？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资源要素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未来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的构成中，首先应该有的最大的一部分是法治，这是中国未来的基本制度支撑。而且，法治要有基本的独立性。其次，中国的民主化应该向前显著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应该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中国未来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第三，在法治之下，中国应该建立和改善一系列的市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