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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分配关键在于公平交易 对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在现有的议论中始终未见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也符合中国国情的见解。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社会普遍地陷入了对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的诉求漩涡，另一方面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又陷入被动与紊乱。中国多年来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其实在于以 市场为取向的产权改革尚未完成，因此，针对社会各群体对公平分配的诉求，根本的措施并不是就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分配领域纠缠，而是深化产权改革。 　　收入调节中的政府失灵 虽然公平分配从来就是一个极其感性而内含混乱的说法，但在当代中国，对公平分配的诉求中却隐含着社会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问题。为了响应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诉求，多年来，中国的选择是以政府为主导，着力于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调节，力图通过政府的一些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中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如：规定城市最低工资，扩大城乡社保覆盖范围，对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推行《劳动合同法》，对垄断行业工资的“封顶”动议等。但是，已有的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中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同时，社会多数群体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情绪也日渐弥漫，并正在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之一。 问题还在于，已有的和将要实行的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改革，必将面临一系列社会难题：其一，强化在分配领域中缩小社会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的措施，很难避免社会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均贫富的后果只能是破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重蹈旧体制下大锅饭养懒汉覆辙；其二，政府部门趁势搭便车，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名积极增加政务人员收入。近些年的公务员收入分配改革和以公车改革的名义大幅增加政务人员的收入，正在激化社会对收入不公问题的不满；其三，为了满足在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各级政府将以财政负担加大为由，继续扩大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同时增加企业税负，进而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其四，为了在分配领域中深化分配改革，近些年来，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讲公平的见识日渐成风，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强化政府对市场微观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从而危及市场规则的贯彻。 实践证明，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既难以调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难以缓和社会性的对分配不公的不满，还会导致市场效率的损失。因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分配不公问题再做探讨，以期得出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之道。 交易不公导致分配不公 在有市场的经济中，群体间因竞争机制的作用必然产生收入差距。对于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群体间收入扩大，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是政府进行收入调节，如提供社会性的福利保障，但这种调节只能限制在再分配领域进行，是对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调节，否则将破坏市场运行的基石，即超出再分配领域的收入调节或干预，将阻碍各群体自主性的决策选择。但是，中国近年来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深层次原因却并非源之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而是因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产权改革尚行至中途所致。因此，企图在分配领域甚至于在初次分配中进行收入调节，并实现公平分配不仅是政策的泛用，也是一种误用，调节失效所以不可避免。 要理解中国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与产权制度的关系，先有必要理解市场经济中的对称性交易问题。所谓群体间的对称性交易，指的是群体间相互进行交易时，当用以交易的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大致相当时，其交易所得也就大致相当。反之，当各群体相互交易时，其用以交易的资源稀缺程度不对称时，垄断较稀缺资源的群体，所获取的收益必然更高，于是就形成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可见，非对称性交易，即使严格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也会产生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持续扩大。 对称性交易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规则之一，它维持群体间的以交易为方式的博弈反复进行。如果交易总是非对称性进行，其逻辑结果就将是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进行财产上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些群体成了社会资源的垄断者，而另一些群体不得不成为无产者。当非对称性交易演变到危及一些群体的生存时，群体间的博弈，将从交易关系演变为相互掠夺的关系，于是，市场机制不复有效，社会失去稳定，革命也将到来。 能够维持交易对称性的制约性因素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运行历史较久远的市场经济中，由于群体间的反复博弈，能够制约和平衡各群体利益的财产权利制度安排已经经过筛选而留存。因此，各群体用以相互交易的资源，稀缺程度已经趋于大致相当，从而群体间的博弈，更接近于对称性交易。而且，当各群体拥有并用以交易的资源出现稀缺程度较大偏差时，将有一些社会性的制度安排加以矫正，例如，工会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在劳动力这种资源在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而言稀缺程度较低时，增加获得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