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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文艺新视界） 孙晓娅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4日 ? 14 版） 诗歌创作繁荣发展也好，诗歌变成文化领域的装饰品或媒体炒作的焦点也好，都需要我们自觉审视其被大众热潮遮蔽的盲区 　　对当代诗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修辞技艺，而是来自自我突破，来自如何处理现代性、当下时代和个体生命的关系 　　诗歌的活力即一个时代的活力，诗歌的处境彰显人的处境。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激活创作潜力，将为诗歌发展打开深远空间 　　 　　不同时代具有进入历史的不同方式。相较其它文体，诗歌是最为敏锐集中地反映时代与历史的文学样式之一。近来，写诗、读诗再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诗歌创作繁荣发展也好，诗歌变成文化领域的装饰品或媒体炒作的焦点也好，都需要我们自觉审视其被大众热潮遮蔽的问题盲区：泱泱诗歌大国以几千年的诗道精神为荣，而今置身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和传播媒介日益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诗人应秉持何种诗心？读者想从诗歌中汲取何种能量？传播者在以什么样的立场推广诗歌？评论者该把持怎样的批评尺度？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量，提出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尤显必要。 　　培育诗人的主体精神 　　诗歌精神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产物，与创作主体的品性、修养密切相关。“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古人尊重诗歌，并强调诗艺的极致一定要以创作主体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崇高的道德追求、美好的品行为基石。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不仅是诗歌艺术发展史，还是诗人精神铸造史。中国的诗歌批评也从未疏离对诗人思想境界与内涵情操的评价。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的例证不胜枚举，屈原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高洁的人格，陶渊明崇尚自然与隐遁静谧的修为，李白豪迈不羁的人生追求、奔涌驰骋的想象力与卓然傲世的个性，王维圆融山水与禅悦澄明的境界，杜甫忧国忧民、普济天下的胸怀，苏东坡思致高远的艺术修养与儒释道乐观通达的情志……一方面，伟大诗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在诗歌中得到充分释放、展现；另一方面，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与诗歌境界又可以激荡出动人的诗情，滋养诗歌乃至人类的文化品格。如此，才有了蕴藉醇美、骨气端翔的佳作，可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中国古代诗人主体精神与诗歌的对应关系足以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借鉴。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首要的是培育和充实诗人的主体精神，使之不回避时代气象和日常生活，自觉于人类精神向度的深入挖掘，自觉于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追求，自觉于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超越。而今步入“微时代”，信息庞杂纷纭，泥沙俱下，商业娱乐日渐盛行，消费至上理念广受追捧，种种诱惑与压力之下，很多诗人渐离诗心轨道，失去了对诗歌精神和旷达志向的诉求，也失去了书写和表达的价值标杆。诗人主体精神的建构因而成为当下提振诗歌风气的关键。 　　发掘民族的精神内涵 　　诗歌精神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几千年来，杰出的诗人立志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熔铸，从问道自由到深入现实两个维度唤醒读者的内在生命感悟，彰显刚正不阿的独立意志、理性批判的现实关怀和为国利民的肝胆赤诚，这些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伴随近现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诗歌屡被推上历史舞台。在新诗史上，较早强调诗歌精神的是鲁迅，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炼出其心中诗人的形象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也就是说，诗人是民族的发声者，具有呼唤民族内在主体性的特殊使命。鲁迅对民族诗歌的期待寄寓了文化启蒙者对诗歌精神的理解。他认为民主和科学均是诗，是发扬主体性的行为，他的杂文、散文亦是诗。鲁迅前瞻而富有问题意识的洞悉力深化了民族精神的含义。肩负启蒙与救亡的使命，从“五四”伊始，诗人们执着于民族精魂的发掘：如郭沫若对创造的、动的和力的反叛精神的高扬，闻一多以民主精神和民族道德感跋涉于中华复兴之路的赤子情怀，戴望舒在个体自救、民族自救中寻访生命价值的现代意志，艾青在觉醒与抗争中塑造中国记忆、追求光明的坚定信念；或如现代派诗人通过审美获得生存困境的化解、主体精神的超脱，或如九叶派诗人通过在历史内部的挣扎获得精神的敞开，或如七月派诗人拥抱生活的主观战斗精神……岁月如河，基于现代经验之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个体担当历史的主体性行为。 　　随着社会的变迁，群体的社会意识日渐转向个体的生命意识，诗歌角色发生变化，民族精神的建构在历史化过程中流变延展。20世纪80年代，从对历史的书写，到对社会政治的反思，再到试图改写新诗的历史传统，恢复诗歌整体性文化功能的努力，诗人们的诗歌抱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民族精神。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个人化写作渗入了历史想象和当下经验，诗人以不同的途径与时代对话——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批判立场、介入向度依然负载着先贤的民族精神，而口语写作、底层写作则关涉了在场的民生关怀。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喧嚣沉浮，平庸的气息弥散，在短视的利益机制和大众文化中，如何恪守诗歌信仰，创作出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