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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视阈下中国政党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贾孔会，王坤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现行的票决民主制度往往陷入简单量化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协商民主理论被西方学者重新梳理和完善，焕发出勃勃生机。协商民主认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往往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在对社会负有共同责任的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平等自由的协商，可以相互理解、形成共识，从而赋予协商制度最大的合法性。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等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也获得了相当的合法性，并在实践中体现着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协商民主，中国政党制度，合法性，创新 一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对该制度的认可与忠诚，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价值认同。“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P184)这种价值认同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历史的发展过程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所做的种种辩护；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制度在社会大众中产生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们自觉地把对制度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实施的统治不仅要有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内在的道义价值。 作为一项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当然的历史合法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合法性将渐渐弱化，而现实的合法性则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西方学者对现今票决民主的形式和价值的深刻反思，协商民主理论应时而生，在这一理论视阈下，中国的政党制度既闪耀着可贵的合法性价值，同时又体现着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一、民主的转向与合法性新路 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人民行使主权的方式是通过投票完成的，这就是票决民主。这种制度认为公民的偏好（利益诉求）是固定的，通过投票可以将这些不同的偏好聚集起来。票决民主最理想的结果是全体一致同意，但现实中这是很难出现的。因而，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就以多数同意代替全体同意，受到最大认可的决策就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就具有合法性。 但是票决民主只是从数量上进行简单的比较和选择，而不是从质量上择优，这也就导致少数人的权利被忽略，甚至使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发生分裂和对立。这种没有经过人民协商讨论的“数量民主”，它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人民质疑。于是，人们把目光返回到古典民主传统，求助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伯克和密尔的政治理论，这就是协商民主的实践与理论。“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2](P2)但是这一理论的系统化改造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在协商民主看来，民主作为人民的统治，它不只是人民在选举时投票才行使权利，而应该赋予人们参与决策更多的机会。因此，公共决策只有经过公民平等、自由而理性的讨论同意，才具有合法性，集体决策越接近这一理想，其合法性程度越高。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2](P3)由于客观复杂的环境和人们自身主观的局限，尽管人们对各种事务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这些偏好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有序排列的。人们只有参与到协商中，对各种偏好的理由和结果进行批判性反思，对此才能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总之，协商民主尤其强调社会成员对于公共利益的共同责任，希望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协商对话促进人们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 而从结果来看，只有经过协商讨论才能更具有公共利益，更符合正义原则。因为在没有经过公民充分理性协商的票决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意见只是由于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没有得到采纳，然而少数的意见并不一定不代表公共利益。公民通过理性、平等的交流，充分考虑了每个人的偏好和立场，这样形成的公共决策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先前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思考各方观点之后做出的判断。正如金里卡所说，公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承认对他们不利的决策具有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的论点和理由已经获得了被公平倾听的机会，并且他人认真地考虑过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内容。” [3](P523-524)概括起来讲，协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是平等、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的理由，说服他人，或者改变自己的偏好，最终达成共识，从而使制度本身具有票决制度不可比拟的合法性优势。 二、走在协商民主新路上的中国政党制度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正如周恩来所说，“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4](P129)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等社会各界就有关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