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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顿对话： 中国的增长阶段转型将会更平稳 张军 巴里·诺顿教授用一个颇有意义的概念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可能性做出了 预测，即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适度增长阶段。诺顿教授特别强调，这 两种增长阶段之间缺乏平稳转换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减速的关键。 他做出这一推测是考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减速的经验教训。日本在经 历了1955-1973 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增速的陡降，从1973 年之前的 9.3%下降到了之后4%左右，并一直持续到80 年代后期。是的，当时的石油危机 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增长“跳水”的一个导火索，核 心问题出在从超高速增长模式向适度增长模式的转型轨道上。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 问题，脱了轨。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和中国台湾似乎也没有例外。在诺顿教授看 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超高速增长 阶段到适度增长阶段的转型产生疑问。 的确，日本在1973 年前后出现的增长跳水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对诺顿教授给 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看上去，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 渐进。即使在1973-1990 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都仍然能保持超过7.5% 的增长 率。1990-2010 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0.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都 以超过4% 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出现减速 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 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 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1995-2010 年间。因此， 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保持长达25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基本符合“收 敛”原理的。 但日本不同，即使在1973 年，按购买力平价估计，它的人均GDP 也只有美国的大 约60%，它的增长动力突然熄火实属罕见。这种情况与中国1957-1962 年间农业集 体化时期的农业产出陡降有些类似。可以推测，事情会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 ） 由高速增长突然转变成负增长引起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的确，在中国，大多数人希望未来中国经济能拥有基于国内消费和多样化的内部需 求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基于出口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模式。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这样的希望是对的，因为支撑超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有朝一日都 是会改变的。诺顿教授并没有提到，多高的增长率是适度的，但适度增长模式是一 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它更多依赖可持续的需求条件，它的增长基于大量高素质的 劳动力以及国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诺顿教授提醒，中国可能朝这个适度增长阶段发展，但问题是，当这些需求条件和 成本条件的变化到来的过快时，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从第一阶段到大多数人期望 的下一阶段的平稳转型，是不一定的。现在，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比如8% ）深表怀疑，甚至多有经济 学家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 济的崩溃也是在所难免。 这些悲观的看法看上去的确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是被夸大了的。诺顿教 授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时提到的贸易顺差数据是2007 年，这一年，中国的 贸易顺差接近于GDP 的10%。这是典型的异常值。 事实是，过去十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但贸易顺差占GDP 的比重尚仅有 3%左右，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尽管慢于GDP 的增 长，但过去10 年，两者的增长率差距却是一直在缩小的，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1 个百分点的差距。另外，考虑到未来40% 的农村人口将涌入城市，可以预期未来 20 年的城镇化过程释放的投资需求依然巨大。 至于多数人对中国投资效率的批评言论，我认为也需要谨慎些。我与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CEIBS ）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个计算多少让我们有了些信心。中国过去20 年间平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 4.06 ，与1981-1990 年间3.86 平均ICOR 只是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这一点是非 常不容易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 一般都会上升。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还发现，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 的ICOR 分别是6.32 和12.62，岂不是上升的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效率 的变化总体上却并不大，绝对水平值更低。这一结果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