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唐代监察制度.docVIP

唐代检察制度小议 唐代的监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史家历来称颂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更是中国历史上政风最佳的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唐初盛世的形象化写照。而富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是这个大好政治局面的有力保障。它在促进唐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唐代监察机制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其监察的职能是因为其顺应历史潮流，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唐代尤其是盛唐的时代特征 开放性 唐朝是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王朝。曾与白衣大食(其中有今之西班牙)等300余国或地区往来。唐代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潮州、交州、广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中国船队已能远航到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唐朝皇帝都积极了解外部世界。即使被史家斥为“昏庸”的唐僖宗，也很熟悉西方世界。唐王朝在首都长安设置鸿胪寺等机构盛情接待外宾，其中除使节外，也有商人、文化人等。 包容性 唐朝是各民族融和的王朝，中央王朝对外国人，对国内各民族，都很包容。唐朝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后裔，政要李正已是高丽人，更有不少阿拉伯人、朝鲜人、日本人等等，来华做官，或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其中有些人，与中国官员、知识分子——包括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时长安人口不啻百万，据近代学者研究，外国人——主要是西域胡人的人口，超过万人。长安城内，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中、外宗教，一起风行。胡乐、胡舞、胡食、胡药，已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 宽容性 唐朝的多元性，导致了唐朝政治文化的宽容性。唐太宗及其唐王朝，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相当宽容的。《唐律》中没有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条文。从敦煌的文书来看，夫妻离婚，仍相互尊重，丈夫备马礼送妻子出走。至于皇帝娶弟媳、皇帝以儿媳为妃、女性称帝等，都是外来的游牧民族遗风所致，朝廷上下不以为非。朝政更是如此。魏徵为秘书监，有人告他谋反，太宗说:魏徵只是忠于他的事业而已，我照样重用他，怎么可以“妄生谗构”？遂斩诬告者，依旧信任魏徵。 唐朝的检查制度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兼容并包，吸收发展了很多更加合理更加先进的制度，使其本身更加完善。也是其特色之处。 第一、司法与监察有机结合 唐代尽管中外思想交汇，多种宗教并存，但唐朝皇帝尊奉的是儒家。儒家学说并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大君权，而是限制君权。唐朝开国者李渊、李世民在总结隋代灭亡教训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因此，“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也就是依法治国。并且减少死刑，减轻刑罚，删去连坐。而《唐律》并无凌迟、枭首、戳尸诸法。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唐太宗还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贞观政要》)，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上“九卿议刑”的先例。 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级的审判机关，但必须经刑部复核才有效，对于死刑的判决，须奏请皇帝批准。在司法过程中，监察系统有机介入。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因之也负责大理寺和刑部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案件或疑案，有权参与会审并受理上诉案件。甚至由御史中丞与刑部侍郎、大理寺卿一起，组成“三司推事”，类似近代的特别法庭，并把会审的结果，最后报皇帝审批，体现了对人的处理的慎之又慎。 在一般的诉讼制度外，京城由殿中侍御史负责京畿一带地方的巡回审判和纠察治安，全国各地由监察御史进行巡回审判，以补救一般诉讼制度的不足。 唐代还允许大案直接向皇帝申诉。皇帝直接受理伸冤，并专设简单、通畅的管道，使下情上达。 第二，有力的“封驳” 皇帝最大的毛病，是所谓“口含天宪，金口玉言”，他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但是，“封驳”就是针对皇帝错误命令的解决方法。汉哀帝欲封董贤，丞相王嘉认为，此封不妥，退回诏书。这就是“封驳”之制的开始。但是汉代以后，“封驳”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也没有专职官员。到了唐代，才由门下省设置侍郎、给事中等专司其职。不仅封还皇帝错误的诏敕，并驳正臣下错误的章奏。唐朝的封驳，不仅可以封还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例如: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皇帝下诏任命白志贞任浙西观察使。门下省的柳浑认为不妥，上奏疏说，白志贞出身小吏，不宜超常提拔，“臣以死守，不敢奏诏。”(《新唐书》)唐宣宗任命李燧为岭南节度使，送达这项任命的使者，已办完相关手续。给事中萧放认为这项任命不妥，要求追回诏书。宣宗正在奏乐，来不及派专使，便立即派现场的一位伶工，骑马将这封任命诏书追回(《新唐书》)。臣下可在皇帝诏书上批改，签上自己的意见，皇帝不以为非，表明唐朝的政治开明度，真的是前无古人。从唐朝史料来看，唐时封驳，对于中枢行政，也经常提出积极建议，纠正错误，防止权力的滥用，同官之间不避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