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经济改革三论.doc

日本战后经济改革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以惊人的发展速度重新崛起，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而导致“奇迹”出现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便是战后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显然，阐明日本战后改革的过程、特征及其效果，不仅是揭开日本“奇迹”之谜的一把钥匙，而且对后发国为实现经济赶超而进行改革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然而，在有关日本战后经济改革的研究上，一些基本性的“定论”仍需重新审视，更有一些本来极为重要但却被忽略的问题需要探讨。本文不拘成论阐述三点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谁是战后经济改革的推行者 在有关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研究中，美国政府及其对日占领当局主持包办战后经济改革的观点几成定论，无论日本、美国还是中国学者，似无人从正面对此提出质疑。然而这一结论有违史实，明显存在片面性。 就日本战后经济改革而言，美国政府及其对日占领当局确曾主持推行了战后初期的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等，故称其为推行经济改革的政策主体是适当的。问题是战后经济改革不仅限于这三大经济改革，也未因这三大改革的结束而中止，其他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所有一切变革并非都是由美国对日占领当局主持推行的，日本政府在改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须给予客观评价。在战后经济改革过程中，实际上并存着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两个政策主体，即“二元政策主体”。这是本文的第一个论点。 从政策论的观点出发，政策本身具有调整和改造两种功能。所谓调整型政策，一般指维护现存制度并在现存体制约束下推行的政策，它只会引起事物的量变，起着完善现存制度和体制的作用；改造型政策操作的结果则意味着一种质变，它会突破现行制度和体制的约束，并且其本身可以长期化、凝聚化、法制化，从而在破坏和改造旧制度、旧体制的同时，形成新制度、新体制，引起部分的或整个经济制度、体制的变化，因而往往是制度创新过程，人们可以根据这种政策操作的力度和方式，判别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里是发生了“改革”还是“革命”。同时，无论何种类型的政策操作，都必然有一个推行该政策的政策实施主体，这一主体在通常情况下只能由该国的政府承当。但是日本的特殊性在于，战后占领时期并存着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这样两个政策主体，并且在经济政策的运作方面，也并非所有政策都具有“改造型”性质，旨在对经济进行过程性调整的政策操作，其幅度之大同样堪与任何时期媲比。如果说战后初期的二、三年间推行改造（改革）型政策的政策主体是美国对日占领当局，那么也可以说，在间接统制的占领政策下，制定和实施调整型政策的政策主体主要是日本政府。忽视这一点，日本战后初期经济及历史的研究就只能是一种不完整的、片面的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显然过分偏重于占领当局一方而忽略了日本政府的作用。本文强调“二元政策主体”的意义之一即在于此。 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主体之一，即使在占领时期，其活动范围也并不仅限于“调整型”政策领域，它同时也是推行“改造型”政策的主体之一。在以往的研究、特别是在我国的日本研究中，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当然，这也是最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一门实证科学，靠史实说话。首先，在日本战后经济改革问题上，有证据表明，早在结束对日占领之前，美国政府及其对日占领当局就已允许和承认日本政府进行改革。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到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生效的所谓占领时期，美国的对日占领方针于1948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把日本这一敌对国视为盟友和附庸国，企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对付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其他极权主义威胁的屏障。”在这一方针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8年10月就日本问题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决定“不再制定新的改革立法，”“占领军总司令若认为日本人着手的改革符合占领总目的，则不应加以妨碍。”“应缓和对日本政府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的改革政策的统制，并应使其改革坚定而慎重地进行。” 1951年5月1日，李奇威接替麦克阿瑟担任占领军总司令不久，便在一项特别声明中公然宣称，给予日本政府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状态”“重新审查根据总司令指令颁布实施的现行法令的权限。”这表明，早在占领期远未结束的1948至1949年前后，美国政府便有意识地停止了战后初期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并逐步把实施改革的权力交给日本政府，从而也让出了自己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日本政府也确实进行了经济改革而不只是调整。1951年5月6日，即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威发表特别声明后的第5天，日本政府便匆匆设立了政令咨询委员会，其中心任务就是审议、修改战败以来由美国占领当局主持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其中最先着手的工作便是修改《禁止垄断法》、《事业者团体法》及与解散财阀有关的经济法律。其后，日本政府又在修改上述法律的同时，